黄洁夫（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黄洁夫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黄洁夫, 男，汉族，1946 年出生，江西吉安人。中国肝胆外科专家。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黄洁夫, 男，汉族，1946 年出生，江西吉安人。

生平经历

196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1982年获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骨干医师，获得该院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

归国后历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贡献

黄洁夫主要致力于普通外科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尤其对肝脏、胆道外科包括肝移植和肝脏胆道恶性肿瘤外科治疗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先后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260多篇，主编外科学方面的专着11部，参编外科专着5部，还完成和承担了10多项国家、省部级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获得8项省、部、厅级以上科研成果。

他对肝动脉栓塞、二期切除肝癌、全肝血流隔离肝切除术、肝内结石的分型、胆管癌的外科治疗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在国内使用新型的肝动脉阻断器对不可切除的肝癌作反复暂时性去动脉化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

他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进行了大量的肝移植工作，主编了我国第一本肝移植专着，为推动我国肝移植外科的发展，努力解决肝移植的关键问题，如尸体多器官切取、体外静脉转流、供肝的保存、小儿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第二次肝脏移植高潮中，他是公认的推动者和当之无愧的学科带头人。

黄洁夫教授在肝胆外科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前辈和同行的充分肯定，他多次被邀请为国际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先后被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伊尔诺州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聘为外科学客座教授，并成为国际医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亚洲肝胆胰外科协会中国委员，另外还担任了《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外科杂志》、《中华普通外科杂志》、《中华肝胆外科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等国内外十多种杂志的主编、副主编和常务编委工作。

获得荣誉

由于黄洁夫教授在医疗、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先后获得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留学人员”、“广东省白求恩式先进工作者”、“全国百名公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008年获得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重要贡献奖。

全肝血流隔离技术在肝外科应用的系列研究1995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主持原位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1997年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持提高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实验研究 1999年获国家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持。

2012年11月22日亲自为17岁器官捐献者主刀，获社会各界高度评价。

政协采访

医疗改革

第一轮医改：医院在逐利道路上越走越远

黄洁夫表示，1997年我国进行第一轮医改，公立医院采取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扩大医院自主权，医院自负盈亏，执行“以药养医”的医院补偿政策，使医院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医院发展很快，医疗技术也相应进步。但改革存在明显不足，许多好的原则并没有具体配套措施去落实，对市场缺乏政府的指导和监管。“创收”与“发展”驱使医院在逐利的路上越走越远，导致医院的公益性丧失。

第二轮医改：公立医院改革成了“硬骨头”

2009年，以“摒弃市场化路线、回归公益性”为宗旨的第二轮医改启动，从“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入手，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民复盖，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大幅增加，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医改的实惠，医改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公立医院改革却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黄洁夫说，“改革设计拟解决多年来困扰我国公立医院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并以破除‘以药养医’为突破口，但却得到了一些与改革初衷不符合的结果。”

黄洁夫说，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六个省市调研发现，门诊量超万人的大医院大量增加，但医疗服务质量与工作效率在政府强力监管下并未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待遇、硬件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反而在下降，不少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

另一个不好的结果是，“病人选医生”竞争机制变成“医生选病人”，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务人员执业环境持续恶化。“以药养医”的顽疾没有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财政补贴等措施改善，医院又出现了以“检查费用”补医、“过度医疗”等问题，给中央与地方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民营医院：遭遇制度困境，发展十分困难

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黄洁夫指出：“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医院都是国有医院，病床占有率超过90%，医疗服务与产品价格都是政府管制。”然而，公立医院资源配置极不合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差别很大。而民营医院遭遇制度困境，发展十分困难。成气候的好的民营医院不多。

黄洁夫希望接下来能够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市场配置资源，逐步过渡到一个民营医疗机构占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同时，这也可以使医务人员从“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形成一个以医生自由执业为基础的高度市场化的医生人力资源市场。

器官捐献

器官移植需求：排队的约有30万人，能移植的不到2万人

2014年3月1日，由黄洁夫具体负责并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运转。截至3月2日，全国的公民捐献累计为1572例。黄洁夫说，委员会下面涉及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获取与分配体系、移植临床服务体系、科学注册体系和人体器官与移植监管体系等五个体系，还未真正完善。“这需要一个过程，一步步来。”

对于在器官分配领域可能出现的医生人为操纵分配的问题，国家卫计委已决定从2014年6月开始启动飞行检查。对广东这样的器官移植大省而言，O PO (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一共6家，这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很难判断。“中国不要统一的做法，要有统一的精神、政策。(O PO联盟和器官移植中心)要按市场的配置、老百姓的需要来完成整合。”黄洁夫说。

器官移植基金会：注册基金800万，账面只有1000元

黄洁夫同时表示，对于器官捐献人员设立的基金会(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1995年由著名外科、器官移植专家裘法祖成立。裘老去世后，基金会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他们选我做了基金会理事长，但始料不及的是，原来800万元的注册基金，现在账面上只有1000元，这么多年没筹集到一点钱，钱到哪去了也不知道。这必须按法制的规定去处理好这些遗留问题，不能接过来就说这变成我的事情了。”黄洁夫说。

黄洁夫表示，他要做的就是重新弄一个阳光、公开、透明的基金会。所有基金会参与人员，不要有一点个人利益在里面，全部要为老百姓服务。这个基金会才能办得好，人民群众才会相信基金会。“但这有个过程，我不能蹚到一片不干净的水里，说是黄部长怎么了。要公开、透明，人家才会信任，才有人捐钱。”

对于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事业中扮演的角色，黄洁夫表示：“应该这样说，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中国的器官捐献事业，他们真的起到了很重要作用，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器官库，就是全民参与，而红十字会是最好的平台。”

黄洁夫进一步解释道，器官移植必须遵守第三方原则，红会作为第三方介入，可以起到见证、登记和宣传作用。

2015年1月1日，作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黄洁夫宣布：从2015年1月1号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黄洁夫说，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的手术仅为一万多例，现阶段中国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六，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从2014年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这一尴尬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黄洁夫：一直到3月2号，全国是有1570例的器官捐献，差不多有五千亿的病人得到了由公民身后的资源捐献获得了新的生命，中国将走上摆脱依赖死囚器官的历史阶段。

截至2014年12月2号，全国共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2948例，累计捐献器官7822个，2014年11个月的捐献量就超过了2010到2013年四年的捐献数量，黄洁夫认为未来器官捐献的形势将越来越好，2015年1月1号起将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黄洁夫：这个捐献如果都符合配型可以了，什么手续都完成了，就进到了169家医院中间的死后器官应用，因为有因为肝移植、心移植他是不同医院的，把器官分送到其他不同的医院去进行工作。

参考资料

1.黄洁夫·名人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