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李永忠，男，四川绵阳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李永忠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从县纪委、市纪委到中纪委，再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几十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使李永忠熟稔我国反腐败形势，成为制度建党、制度反腐的专家。他认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突破口则在权力结构的改革上。

人物经历

1986年，李永忠撰写了《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一文。他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既要重视革命时期的老“三大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更要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但由于观点过于超前，没有一家报刊可以登。1994年，李永忠被调到中纪委工作，他又把那篇文章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最终只是刊载在内刊《理论参考》上。2007年十七大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并列关系。领导层对制度反腐的重视达到李永忠预见的高度，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长期滞后的状况终于有望改变。

2011年年底，李永忠撰文提出反腐败“宽以惩前”的策略，提出应对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并如数退赃的官员不追究责任，以此来解决“腐败呆账”的问题。2012年11月，他《人民论坛》上撰文，再次提出“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的思路，建议对贪官进行有条件特赦。李永忠说，这一建议来源于香港的经验：1974年2月，“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香港回归后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编者注)成立，廉政风暴席卷香江。当时香港警界非常腐败，许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狱。1977年10月，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

2013年11月，李永忠提出中央“八项规定”是新时期的“徙木立信”。

2014年1月，李永忠提出制度反腐三要点：制度反腐之一：“三管两让一入笼”即“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根本之策” 。制度反腐之二：“一改二体三权”即一是改革纪检体制；二是构建权力运行体系和惩防腐败体系“两大体系”；三是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三大权力。制度反腐之三：“一同二主三化”即一是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二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三是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若干观点

上级领导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村不扰民，县不扰官”，上级下基层调研可以做如此之想，但是下属和下官，则不敢不请示并问安！很多地方和单位都形成了一种惯例，如果上级来了，你不马上报告，就是失职，将来可能被问责，甚至乌纱难保。所以，下属不敢不请示问安，成了一个潜规则。即使你是更大的领导，到村委会、村支部，或者给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不准他给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报告。但实际上，他也必报无疑。因为“县官不如现管”！

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我们“打天下”时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现状是本来密切联系群众是常态，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变成了罕见；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就变成了偶然性。于是，当干群关系割裂，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越级上访、群体上访，甚至出现群体事件。

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话，谈到我们怎么防止腐败，跳出周期率。当时毛泽东给的方子就是，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在过去，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监督领导干部、监督掌权者是容易做到，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就要充分利用网络问政这种形式。但是，网络问政不能代替必要的深入调研。它深入的情况以及实际感受的程度，还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两种方式要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促进作风的转变。

李永忠：这十年间，无论是6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近三十年420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无论是近十年上百名省部级干部被查处，还是六名省部级干部被处以死刑，以及24000人多被移送司法机关，这些都是很大数量的反腐败的成绩。

人物活动

2015年12月，参加并主讲第八次长安街读书会：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

参考资料

1.专访李永忠：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