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

东汉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朝代，东汉又称为后汉，乃为区别于西汉之前汉。东汉时的首都洛阳被称为东京，因此又以东京为东汉的代称。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败，并引发内战，其时身为汉朝宗室的汉景帝后裔刘秀乘势而起，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推翻新莽而即位，是为光武帝。

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佛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此后东汉政局不稳，政治黑暗。东汉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升。

蔡伦发明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东汉因富商豪强势力已成，而无法撼动，造成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其后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加上人口不断增加，而粮食生产又没有跟上人口成长，终于在184年爆发了黄巾之乱，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

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结束。

国号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是汉室后裔，延续“汉”的国号，建都洛阳，由于都城洛阳在西汉都城长安之东，故称东汉。又西汉在前东汉在后，又称后汉。

历史

天下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代汉建新朝之后，先后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一系列新政，力图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然而，王莽改制触动了大豪强与许多上层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与排斥，加之改革的理想化与盲目崇古。终适得其反，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且新朝末年水旱灾害不断，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终于使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刘钦曾任南顿令。

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长兄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组成“舂陵军”。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一举摧垮新莽大军，

标志着新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同年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死于义军之手，新朝灭亡。更始帝刘玄北都洛阳后，

刘秀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乃破王郎，河北之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使他在河北站稳了脚。

此后，刘秀拒听更始政权的号令。

同年秋，又迫降和收编了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逐渐自立。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开国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汉朝皇裔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

同月二十二己未日（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在河北称帝，国号仍为“汉”，

史称汉世祖光武皇帝，改元建武。时关西号为铜马帝。

因刘秀所建汉朝都于洛阳，

刘邦所建汉朝都于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称刘邦所建汉室为西汉，刘秀所建汉室为东汉。

刘秀定都洛阳后，把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军，

割据陇右称王的隗嚣

与盘据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公元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

自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光武中兴

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

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专制皇权。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

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改革官制

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

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发展经济

天下平定之后，刘秀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开始着力发展生产、提高民生、恢复国力，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公元26年（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

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东汉经“光武中兴”，社会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文化进一步发展，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东汉时期，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耕作的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田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这一切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明章之治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秉征伐北匈奴。

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

自王莽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又复置西域都护。

公元69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在位于今云南、缅甸北部一带的古哀牢国。

因慕汉之教化、威德，举国归附东汉，以其地设永昌郡。

哀牢之地，东起哀牢山脉，西至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内附，初步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西部版图的管辖范围。

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并兴修水利。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

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末年人口达3400多万。汉明帝死后葬于显节陵。

明章二帝在位时期（公元57年—公元88年），秉承刘秀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

戚宦之争

汉章帝时期开任用外戚之先河。

在他死后，汉和帝刘肇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

窦太后倚仗亲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

永元四年，汉和帝联合宦官扫灭窦氏戚族，亲政后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军事外交上降服匈奴及西域诸国，刘肇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为“永元之隆”。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人。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继位，政权为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控，汉殇帝延平元年八月去世。

邓氏戚族扶持汉安帝继位，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亲政并扫灭邓氏，但未能阻止其他外戚专权。

汉安帝死后，刘懿为阎氏戚族拥立，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

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权。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因童言无忌而被毒杀，之后汉桓帝即位。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

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自是宦党干政。

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导致士大夫不满，士大夫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

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朝堂。东汉王朝自此江河日下，濒于灭亡。汉灵帝继位后比汉桓帝更信任宦官。汉灵帝将朝政委任于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黄巾起义爆发后，党锢才被解除。

走向灭亡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在黄巾军冲击下，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决定饮鸩止渴，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了一州军政的长吏、太守的上级，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自此形成。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汉末军阀割据的祸根。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

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志于铲除宦官势力，但何太后反对，士大夫领袖袁绍提出建议，让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

何进同意了袁绍的建议。然而事情泄漏，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

当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屠杀。

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到，张让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导致董卓控制了中央政府。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废掉了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

公元190年汉少帝和何太后被董卓杀害。

董卓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关东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纷纷以讨董为名起兵并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

但关东军内讧、盟军决裂导致失败告终，而董卓则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并且焚烧了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互相攻伐，以增加自身实力，中央政府的威望荡然无存。

公元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董卓之乱结束。但不久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东汉朝廷再度失控。公元195年，李傕、郭汜发生内斗，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洛阳。

但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

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

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改国号为“魏”，东汉结束，从此进入三国。

恢复集权

建立东汉

刘秀称帝

在王莽统治末年，西汉宗室后裔刘縯、刘秀兄弟参加了绿林起义。刘縯被刘玄杀死后，刘秀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了和刘玄的正面冲突。公元23年十月，刘玄派刘秀到黄河以北招集农民军。刘秀到河北后，在地方官僚、豪强的支持下，消灭了当地的各支起义军。同时收编了部分农民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队伍达几十万人。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一面派邓禹率军西向关中，伺机向起义军进攻；一面派冯异等监视更始政权的关东重镇洛阳。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河北柏乡县）称帝，不久移都洛阳。

刘秀称帝后，继续对农民起义军进行镇压。他派遣邓禹、冯异率大军入关，向赤眉军进攻。又在豫西设置重兵防线，利用赤眉军东归的时机，把赤眉军镇压下去。在河南、荆州地区，刘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围剿了这一带的起义军及更始政权余部。刘秀还派吴汉等率军镇压了河北的檀乡、五校、青犊等农民军。随后，刘秀派兵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者，到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中央集权

防范功臣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刘秀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在位时，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稳定社会

扩大尚书台的权力

刘秀通过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三公的权威。尚书台原系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发放公文的机构，官职资浅任轻，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则多由令史久任者补之，为士大夫所轻视。尚书一职官卑品低，易于驱使，西汉后期已被重用。刘秀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又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其职权。

于是，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其中三公曹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吏曹主管选举、祭祀；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苑事务；二千石曹主管诉讼；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此后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从此，尚书台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政权机构与军事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刘秀把西汉时监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在军事制度上，刘秀也作了重大改革。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及楼船士等，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和平时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由太守令长兼管，在某些沿边地区则复设都尉或属国都尉别领。总的来说，东汉时期地方军队的力量比较弱小。

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来加强中央的力量。东汉军制继承西汉，中央军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由卫尉统率，掌宫城警卫，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掌京师卫戍。如有重大军事行动，南北军也可出征。另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置边防军，也属于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主要由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等统率。这样，不仅使中央集中掌握了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总之，通过以上措施，东汉中央有效地集中了权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察举和征辟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

（《后汉书·明帝纪》）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疆域

领土范围

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版图基本恢复。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

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土地。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李傕控制下的汉献帝分凉州和三辅地区置雍州。辖郡九。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偏西。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的一部分。

政治

中央系统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

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但任。

改革官制

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

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

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

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官。汉献帝时，董卓迁都长安，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

三公

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按东汉以三公领九卿的制度，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

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它的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上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

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碌勋与卫尉负责，光碌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碌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碌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九卿

九卿是太常、光掾、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长掌典礼，光碌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属太尉；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属司空。

东汉九卿均于官称上加“卿”字，如太常卿等，秩中二千石。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

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物。性质与就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地方官制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将洛阳之外的地区划分为十二个州，各遣刺史一人为长官。另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为司隶校尉辖区，称司隶部。司隶校尉是京官，本职为监察在京百官诸不法事。东汉时，每每退罢三公均由司隶校尉纠劾所致，所以司隶校尉号为“雄职”。皇帝召集朝会的时候，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有单独的席位，称“三独坐”。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属官有从事、假佐等，另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司隶校尉的官名也由此而得。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州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

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

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西汉官制。

选官制度

参见：察举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

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军事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公元65年（永平八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

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十卒驻屯在京城长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步枪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社会经济

生产发展

水利发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

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生产工具改进

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着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着进步。

牛耕技术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冶铁技术的改进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

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造纸业与漆器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

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经济先进区域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如西汉时，长安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

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庄园经济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崔实《政论》)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

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封建制度

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

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

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文化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远超过了西汉时期的水平。

思想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

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科技

造纸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

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改进，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

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方面，以南阳“科圣”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

尤其是地动仪，直到1700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着《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

医学

东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

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在医学比较落后的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创造的“五禽戏”是中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着，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被称为“医方之祖”。

绘画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文学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着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

史学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着作，是班固所着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宗教

佛教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派人去西域，迎来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雒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佛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

汉明帝时，因明帝刘庄夜梦金人向西而去，遂派蔡谙和秦景到天竺拜求佛法。蔡、秦等人用白马驮回了佛像和四十二章经，及带回了两位在途中遇到的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并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以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后来两位高僧将四十二章经译成中文，佛教从此传入中国。

原始道教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

人口统计

受秦连续十几年的残暴统治及秦末八年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崩溃，人口耗损巨大。战争期间人口已经下降到秦朝末期水平，并继续大幅度下降。因此，西汉之初大约之后有1300万人口。西汉建立以来，统治者吸取秦朝复灭的教训，宣布取消秦总总暴政，减轻人民赋税徭役，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口也有较快增长。到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已是“民近战国”，达2500万人口。

景帝末年（公元前141）人口已超3000万。从元狩六年（前129年）起，期间因为征伐匈奴单于国和自然灾害频繁，并且赋税徭役加重，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全国人口只有3200万。汉武帝之后，继任者吸取了教训，继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户口调查，户口达到12,233,620户，人口已经达到59,594,978人。

民族

东汉时期对外交流频繁，著名者有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长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期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有成功，但足迹已达波斯湾诸国。

另外，东汉在91年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朝。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汗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

匈奴

南匈奴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北匈奴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

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

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西域

王莽时，匈奴控制了西域。公元29年（建武五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

公元73年，班超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统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

乌桓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

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鲜卑

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羌族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

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蛮族

在西汉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当地人叛乱，攻击当地郡县，光武帝派刘尚率万余军队前往平叛，结果全军覆没。

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带领四万多人前去攻打。由于北方将士水土不服、不习地形等，汉军死伤大半，马援也因疫疾阵亡。最后，历时三年的武陵当地人叛乱才被平定下来。

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自此将整个云贵地区纳入版图。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汉文化传入当地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

外交

东亚

朝鲜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日本

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着大和民族的先祖，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

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矮奴国年），日本国王遣使入汉都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倭奴国王印”金印。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并作为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证明，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南亚和越南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

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

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西方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到东汉初，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

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欧洲，东端到东汉京师洛阳。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由海路来到东汉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藩王世系

赵国

赵孝王刘良16年26年－42

赵节王刘栩40年42年－82年

赵顷王刘商23年82年－105年

赵靖王刘宏12年105年－117年

赵惠王刘干48年117年－165年

赵怀王刘豫赵献王刘赦崇德侯刘圭9年

齐国

齐哀王刘章21年25年－46年

齐炀王刘石24年46年－70年

芜湖侯刘晃17年71年－88年

齐惠王刘无忌52年90年－142年

齐顷王刘喜5年142年－147年

齐王刘承59年147年－206年

北海国

北海靖王刘兴39年26年－65年

北海敬王刘睦10年65年－74年

北海无王刘基14年74年－88年

北海王刘威7年90年－97年

北海顷王刘普7年107年－114年

北海恭王刘翼41年114年－155年

北海康王刘某51年155年－206年

泗水国（26年－37年）

堂溪侯刘歙9年26年－34年

淄川国淄川王刘终

城阳国

城阳恭王刘祉10年26年－35年

东海国

（41年－220年）东海恭王刘强15年43年－58年

东海靖王刘政44年58年－102年

东海顷王刘肃23年102年－125年

东海孝王刘臻31年125年－156年

东海懿王刘祗44年156年－200年

崇德侯刘羡20年200年－220年注：41年刘阳（后改名庄，即汉明帝）被封为东海王，43年刘阳被立为太子，原太子刘强改封为东海王。

沛国

（44年－220年）沛献王刘辅46年44年－90年

沛厘王刘定11年90年－101年

沛节王刘正14年101年－115年

沛孝王刘广35年115年－150年

沛幽王刘荣20年150年－170年

沛孝王刘琮19年170年－189年

沛恭王刘曜21年189年－210年

崇德侯刘契10年210年－220年

楚国

楚厉王刘英33年39年－70年

济南国

（41年－154年）济南安王刘康59年41年－100年

济南简王刘错6年100年－106年

济南孝王刘香20年106年－126年

济南厘王刘显3年126年－129年

济南悼王刘广25年129年－154年

东平国

（38年－220年）东平宪王刘苍45年38年－83年

东平怀王刘忠1年83年－84年

东平孝王刘敞48年84年－132年

东平顷王刘端47年132年－179年

崇德侯刘凯41年179年－220年

阜陵国

（41年－206年）阜陵质王刘延51年41年－92年

阜陵殇王刘冲2年92年－94年

阜陵顷王刘鲂30年94年－124年

阜陵怀王刘恢10年124年－134年

阜陵节王刘任14年134年－148年

阜陵恭王刘便亲13年148年－161年

阜陵孝王刘统8年161年－169年

阜陵王刘赦37年169年－206年

广陵国

广陵思王刘荆29年39年－68年

中山国

（38年－）中山简王刘焉52年38年－90年

中山夷王刘宪22年90年－112年

中山教王刘弘28年112年－140年

中山穆王刘畅34年140年－174年

中山节王刘稚174年－

琅邪国

（41年－217年）琅邪孝王刘京31年41年－72年

琅邪夷王刘宇20年72年－92年

琅邪恭王刘寿17年92年－109年

琅邪贞王刘尊18年109年－127年

琅邪字王刘据47年127年－174年

琅邪顺王刘容8年174年－206年

七世琅邪王刘熙11年206年－217年

陈国

（60年－206年）陈敬王刘羡37年60年－97年

陈思王刘钧21年97年－118年

陈怀王刘竦2年118年－120年

陈顷王刘崇5年120年－125年

陈孝王刘承35年125年－160年

陈湣王刘宠46年160年－206年

彭城国

（72年－220年）彭城靖王刘恭46年72年－118年

彭城孝王刘道28年118年－146年

彭城顷王刘定4年146年－150年

彭城孝王刘和64年150年－214年

崇德侯刘祗7年214年－220年

乐成国

（72年－120年）乐成靖王刘党25年72年－97年

乐成哀王刘崇1年97年－97年

乐成厘王刘巡15年97年－112年

乐成隐王刘宾8年112年－120年

临湖侯刘苌1年120年－120年

下邳国

（72年－185年）下邳惠王刘衍54年72年－126年

下邳贞王刘成2年126年－128年

下邳湣王刘意57年128年－185年

下邳哀王刘宜1年185年－185年

梁国

（72年－220年）梁节王刘畅27年72年－99年

梁恭王刘坚26年99年－125年

梁怀王刘匡11年125年－136年

梁夷王刘成29年136年－165年

梁敬王刘元16年165年－181年

崇德侯刘弥40年181年－220年

淮阳国

（72年－185年）淮阳顷王刘昞16年72年－90年

淮阳殇王刘侧13年90年－103年

淮阳靖王刘章25年103年－128年

淮阳顷王刘仪17年128年－145年

淮阳节王刘豹8年145年－153年

刘皓32年153年－185年

千乘国

（79年－173年）千乘贞王刘伉15年79年－94年

千乘夷王刘宠28年94年－122年

千乘孝王刘鸿26年122年－148年

勃海王刘悝25年148年－173年

清河国

（81年－147年）清河孝王刘庆25年81年－106年

清河湣王刘虎威3年106年－109年

清河恭王刘延平35年109年－144年

刘蒜3年144年－147年

济北国

（90年－206年）济北惠王刘寿31年90年－121年

济北节王刘登15年121年－136年

济北哀王刘多3年136年－139年

济北厘王刘安国7年139年－146年

济北孝王刘次17年146年－163年

刘鸾35年163年－198年刘政8年198年－206年

河间国

（90年－220年）河间孝王刘开42年90年－132年

河间惠王刘政10年132年－142年

河间贞王刘建10年142年－152年

河间安王刘利28年152年－180年

崇德侯刘陔41年180年－220年

济阴国

（72年－85年）济阴悼王刘长13年72年－72年

任城国

（84年－220年）任城孝王刘尚18年84年－102年

任城贞王刘安19年102年－121年

任城节王刘崇31年121年－161年

刘博13年161年－175年

新昌侯刘佗46年175年－220年

安平国

（122年－186年）安平孝王刘得30年122年－152年

安平王刘续34年152年－186年

甘陵国

（148年－190年）甘陵威王刘理25年148年－173年

甘陵贞王刘定4年173年－177年

甘陵献王刘忠13年177年－190年

平原国

平原怀王刘胜8年

平原哀王刘得6年

刘翼平原王刘硕－206年

党锢之祸

窦氏专权

东汉时期，刘秀之后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而每一代开始时，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只能依靠两种人，一种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种是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长大以后，有时也会与外戚、宦官发生利害冲突，甚至相互残杀。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窦景等并居机要，掌握实权。当时，窦氏一门富贵，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政府“仓帑为虚”。窦氏兄弟都骄纵不法，甚至其奴仆也“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后汉书·窦宪传》)在击破匈奴后，窦宪任大将军，权势更盛。

宦官崛起

窦氏权势的膨胀，和日益长大的皇帝终于发生了矛盾。公元92年（永元四年），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等人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参与政事，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和帝死，邓太后为了把持大权，废和帝长子，改立仅百日的殇帝。殇帝死，她又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之兄也开始辅政。不过，邓太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一方面注意压抑家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专制权力。于是，宦官的权利继续膨胀。邓太后死后，因为争权夺利，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诬告邓氏兄弟及宦官图谋废立，驱除了邓氏势力。安帝亲政后，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并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

安帝统治时期，政治败坏。外戚宦官更相勾结，胡作非为。安帝死后，阎显又依恃其妹皇太后的声势掌握大权。不久，另一派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又消灭了阎氏势力，迎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是为顺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争斗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从公元135年（阳嘉四年）到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里，大将军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冀的权力越来越重，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触犯了他的忌讳，都被诬陷下狱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从而独揽大权。

当时，百官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

梁冀一家穷奢极侈，为非作歹，大肆搜刮财富。其残忍贪暴，引起了公愤。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划下，桓帝消灭了梁氏势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有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家财，拍卖后值钱30多亿，等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党派斗争

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单超早死，四侯专横，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中常侍侯览，大肆聚敛，贪赃以巨万计，前后夺取民田一百多顷，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园囿。当时，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临郡，到处为非作歹，残害群众，民不堪命，东汉统治异常黑暗。

桓帝死，窦太后临朝，立12岁的刘宏为帝（灵帝），其父窦武任大将军辅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官僚陈蕃等密议，图谋驱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肯。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幽太后于南宫，杀死窦武、陈蕃，独霸朝政。当时，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们更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反对擅权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营垒，以一部分开明的官僚为主体，还有一些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他们反对外戚宦官，除了为挽救东汉政权危机的共同出发点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专权堵塞了他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

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选举制度混乱，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

阶层斗争

官僚、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顺帝以前，第二阶段为桓灵时期。

在第一阶段，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

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相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震被罢官，愤而自杀。公元133年（阳嘉二年），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

公元142年（汉安元年），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镇压，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第一次党锢

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顺帝死后，围绕立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

李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之名声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

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

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

第二次党锢

桓帝死，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遇害。公元169年（建宁二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

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这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

摧垮政权

阶级矛盾

统治腐朽

东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大量积聚起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苦难日深。加上因多次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造成了“兵役连年，死亡流离”的恶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桓帝、灵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桓帝、灵帝后宫彩女都有数千人，衣食之资日费数百金。封建国家财政枯竭，经常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急需；桓帝还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到了灵帝时期，更变本加厉，拼命搜刮。他公布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甚至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议价。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就成了合法行为，官吏一到任，就尽量搜刮。

政府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为了刮钱，灵帝还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又在西园造万金堂，调发司农金帛充积其中，作为他的私藏。他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那里，各有数千万。

破坏生产力

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更无法生活。公元153年（永兴元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几十万户倾家荡产，流浪在外，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人民在毫无生活出路的时候，只有起来反坑，争取生存。

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崔寔《政论》)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誓死反抗东汉统治者的决心。

黄巾起义

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的传播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大起义一触即发的时候，原始道教中的两个著名教派正在民间流行，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早在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易姓受命”，后被判处死刑。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又造了一部《太平清领书》。

后来这部书落在张角手里，张角就根据这部书传道，故称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所以太平道又叫“黄老道”。《太平经》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主张人人平等。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反对地主压迫、剥削的愿望。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间的传播，特别是它们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思想，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

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巨鹿（河北平乡）人，是太平道的教主，自称“大贤良师”。他利用“符水”给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派他们到各地去传教，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活动地区扩大到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为了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他把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帅领导，统一归张角指挥。

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张角决定于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的口号。

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下令提前起义，三十六方同时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起义农民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济贫民。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起义以后，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进攻的矛头指向洛阳。东汉统治者非常惊慌，急忙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同时，派皇甫嵩、朱儁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等率军镇压冀州黄巾军。东汉政府还下令解除党锢，动员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

在东汉王朝有组织的镇压下，颍川黄巾起义军不断失利。正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和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阵亡，农民军惨败。十一月，在下曲阳（河北晋县西）的战斗中，起义军又失利，张宝战死。冀州的主力黄巾军失败了。与此同时，宛城陷落，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

河北等地的起义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又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起义军的名号繁多，起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总计达百万人。他们在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统称“黑山军”。黑山军坚持了长期的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军阀

参考资料

1.汉/东汉(25年-220年)·历史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