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后金汗国）

后金

后金汗国

后金（1616年—1636年）或称后金汗国，是出身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在满洲（现今中国东北）建立的政权，为清朝的前身。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地区的女真各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金国看到明王朝政治日益腐朽，边防日益废弛，就一再向明朝发动进攻，占领抚顺等地。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改元天命。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公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至其子皇太极1636年改国号大清，后金共历21年，两位君主。后金一名不见清人记载。普遍认为以“金”作国号乃为表明承袭完颜氏之金。也有人根据《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记载，认为“后金”的名称是从朝鲜传入明朝。此外，还以地名“建州”和族名“女真”称呼后金政权。1636年（明朝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大金”国号停止使用。清朝正式建立。

简介

后金

后金，朝代名，1616~1644年。

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一直居住在满洲，即今中国东北。明朝洪武时，明朝欲压制北元残馀势力，于是明朝在满洲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著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

女真族建州部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势力犟大，南下压迫建州。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迁，最终定居於赫图阿拉。

南迁後，建州部与中原地区来往密切，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经济繁荣，八旗制度随即建立，而此时正是努尔哈赤担任明朝建州部首领。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地区的女真各部。

历年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

1618年（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公布名为「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去世后，爱新觉罗.皇太极即位，1636年（明朝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大金”国号停止存在。

历史

建州女真的兴起

参见：建州女真、努尔哈赤

明朝后期，在中国东北长白山西麓，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一带，一个少数民族明末女真形势  明末女真形势

——建州女真族在这里兴盛起来。女真人一直居住在中国东北，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该部明代时称为建州女真，即今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一带。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抑北元残余势力，于是在满洲一带设立远东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其首领大多为女真部族的领袖。 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兴京，并并入建州卫。

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1570年代，建州右卫王杲沿边作乱，被击斩后，儿子阿台继续和明军对抗。辽东总兵 李成梁又发动攻击，向导觉昌安和儿子塔克世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部落零散，各自为政。而此时正是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任明朝建州部首领。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八旗制度亦在此期间建立，成为后金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组织形式。至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时，已对内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

此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都是借用蒙古文或汉文来完成。女真人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此时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故给日常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缺乏懂蒙古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因此，努尔哈赤决心创制自己的文字－－满文来书写满语。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努尔哈赤下令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

后金立国

参见：赫图阿拉、萨尔浒之战、宁远战役

明王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1标志着后金兴起的萨尔浒之战  标志着后金兴起的萨尔浒之战

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因为努尔哈赤认为明朝朝廷偏袒女真叶赫部而心生不忿的缘故，愤然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与明的第一场关键战役－－萨尔浒之战爆发。明神宗任命杨镐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山海关总兵杜松、辽东总兵李如柏、开原总兵马林和辽阳总兵刘铤。然而，明军情报却泄露给后金军，使后金军早有准备。结果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少胜多大败明军，从而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格局，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1621年，努尔哈赤于三月十三日率重兵围攻沈阳。沈阳城很坚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难攻。但由于城中降兵叛变以及金军不断加强兵力，金军终攻克沈阳城。同年，后金军还成功攻取辽阳，并下令迁都辽阳。1625年，后金又决定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

努尔哈赤于1626年攻打宁远，是为宁远战役。然而宁远在明军将领袁崇焕的防守下久攻不克，后袁崇焕采用红夷大炮，击退金军进攻，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在一场权力斗争获胜后继位。

皇太极新政

参见：清承明制

皇太极在既继承父汗的基业后，看到国家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改革。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八旗、外事等多方面的措施，这里主要介绍他调整对汉人的政策——汉民、汉官、汉军、汉儒、汉制的“固本维新”之策。皇太极对后金的政权架构，仿效明制，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汉臣范文程  汉臣范文程 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都察院、理藩院），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

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满洲、蒙古、汉人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

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

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夷大炮。此炮为西洋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

扩张边疆

参见：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后金统一漠南蒙古

皇太极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15]。由于东边的李氏朝鲜亲明，而且明清朝作战时常有朝鲜兵参战，皇太极遂以此为借口下令攻打朝鲜，使得后者降伏。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此时山海关外，明政府只剩下锦州、宁远、松山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汗国的领土。明军将领袁崇焕因“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被处以碟刑。从此后金基本控制了关外。不过，由于朝鲜王朝之后仍然奉行亲明政策，皇太极于十年后再次下令进攻朝鲜，最终迫使朝鲜屈服并成为其属国。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丙子虏乱”。迫国王李倧遣使请盟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兴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控制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并逐渐向内蒙古草原进行扩张。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

后金即与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察哈尔部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不过直到此时，由于之前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漠南蒙古进行两线作战。萨尔浒战役大获全胜后，金军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铁岭，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求援，并给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林丹汗急派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铁岭时，努尔哈赤已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蒙古军战败。铁岭、沈阳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漠南蒙古境内[18]。科尔沁部部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嗣部长奥巴首先服于大金。林丹汗率部逾兴安岭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赵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林丹汗攻灭，其余巴林、翁牛特、扎鲁特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

皇太极即位后，决定在南下入关之前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于林丹汗后期在西藏红教喇嘛沙尔巴呼图克图的影响下皈依红教，引起信奉黄教的蒙古蒙古众多部的不满，使得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间部下不断为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今内蒙古林西至克什克腾旗一线），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后金大汗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

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余部亦降于金。

至1634年，林丹汗逃至大草滩（今甘肃境内）一带安营扎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后，其势力加速走向崩溃。第二年（1635年），林丹汗之子额哲归降皇太极，并献上据说是当年元顺帝离开中原时带走的传国玉玺。漠南蒙古遂被并入后金版图。

改号大清

参见：清朝、清太宗、松锦大战

皇太极于次年（1636年）在沈阳称帝，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大金汗国遂为大清帝国所取代[20]。"清"与"金"是一音之转，在满语里发音无差别:但这两个汉字写法上却有不同，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减少他入主中原的阻力。

称帝之后遣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兵由喜峰口入长城，攻掠京畿地区，连破12城，俘人畜18万余。十二月，以朝鲜拒绝臣服，亲领大军攻之，逼李倧乞降称臣、与明断盟，乃还师。崇德二年（1637），令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等率舟师袭取明军所占皮岛（今朝鲜椴岛）。重申不可废骑射之制。七月，编汉军为两旗，以总兵石廷柱、马光远为都统。

政治

议政王大臣会议

参见：议政王大臣会议、四大贝勒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汗之长孙杜度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汗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国军政要务。

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23]东京辽阳城门  东京辽阳城门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1636）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1637）四月，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崇德元年起，清朝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1636—16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八旗制度

参见：八旗制度、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牛录额真”，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1584年，出身建州左卫世家的努尔哈赤兴起，牛录额真成为了建州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统辖规模扩大至300人。随着建州势力的进一步扩大，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1601年，努 尔哈赤于每个牛录设牛录额真1员，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员；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员，创建黄、红、蓝、白四固山（四旗），是为后来八旗制度的主要基础。1615年，建州已经吞并除叶赫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蒙古、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因此，努尔哈赤于该年又增设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上其它颜色。黄、白、蓝旗镶红边，称作镶黄、镶白、镶蓝旗；红旗则镶白边，称作镶红旗。它们与原本的纯色的正四旗合称“八旗”，此后旗色再未有变化。当时各旗尚由汗与各旗主贝勒分别掌控。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并无民族属性之分。在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后的1629年，开始有蒙古二旗的记载。1635年，后金在征服察哈尔部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编，大部分蒙古人丁从满洲旗中拨出，正式组建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相同。汉军本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所获之汉人军民，在天命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诸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开科取士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脱离奴仆身份，成为拥有单独户口的旗籍之人。汉军单独编旗始于1631年，1637年分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再分为四旗。四旗为正青色旗和黄、白、红镶青边。1642年正式编为汉军八旗，旗制与满蒙相同。满洲、蒙古、汉军均由同一旗主管辖。因为有了这三个部分，一些史料又将八旗称作“二十四旗”。

剃发易服

女真族与广大汉族在发式上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蓄满发，女真族留辫发。努尔哈赤把汉族改变发式、 去头发作为其归降后金的标志，因此，他每攻占一个汉族聚居的地方，就下令汉族“剃发”，即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照女真族(满族)的习俗削发垂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袭破抚顺，不仅李永芳剃发投降，而且“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这里指代剃发)为夷……” 后金军攻占辽阳以后，大肆推行剃发的命令，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不杀”。在他的强制剃发的命令下，致使“河东之民，无留髫(假头发)矣”。 努尔哈赤在辽河以东推行剃发令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确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发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敌占区去。关于黄衣的活动，《明实录》记载：“辽阳先是有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袁应泰委视仓借，城陷白髡降奴，奴衣以红蟒与赢一头，复人广宁，为奴游说。巡抚薛国用执而戮之，具疏以闻。” 据《满文老档·太祖》记载，天启八年(1623年)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到广宁去的黄通判被杀，努尔哈赤可能是考虑到他为后金丢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

汉族的发式已延续了几千年，这种发式与汉族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广大汉族对改为满族的辫发，不仅仅是不习惯的问题，还存在着一种担忧和恐惧，朝鲜史学家李肯翊记载道：那些不肯剃发的辽民说：“我等死生不足顾，一番剃头便作挞子，他日官军(指明军)不辨真假而剿灭，死当为冤鬼。”

努尔哈赤以强制推行女真族的发式为手段来达到同化汉族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完颜金的始祖阿骨打开明。努尔哈赤强令剃发的举措后来被他的儿、孙们所继承，这样，随着他的儿、孙的人关，从辽东地区开始的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就在中国大地上依次展开了。

社会

军事组织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

满汉同住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金军接连攻克沈阳和辽阳以后，为了巩固对辽沈一带的统治，金当局急需把建州地区的女真民户迁入辽沈地区，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女真民户大规模地向西迁移。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建州的女真民户迁进了辽沈地区。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后迁进的女真民户，努尔哈赤采取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办法。

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体办法，说：“前曾谕令诸申人(女真人)、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诸申人不得欺压汉人，勿得掠夺汉人诸物。倘如抢夺侵害，汉人来诉，则治罪。汉人尔等亦勿得无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经双方事主当面对质，确系伪造，则从重治罪也。……诸申汉人不得糜费或买卖粮谷，倘知有买卖者等，则必治罪。开粮窖时，诸申、汉人合开。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

粮食问题

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汗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的粮食的数量，并且实行按人口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十六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燃眉之急，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汗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李林的《重译满文老档》卷61还有这样一句话：“要把(无粮)户带来，作为阿哈。

按丁编庄

后金的按丁编庄是农奴制的田庄，庄丁是农奴，备御以上的各级官员是农奴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庄丁除了受备御以上官员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多受庄头的一层剥削。·后金的农奴主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管辖来实现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庄丁对后金贵族和庄头提供劳役地租，后金贵族通过庄头则对庄丁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毫无疑义，后金的按丁编庄对于辽东地区原来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倒退。金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监督把庄丁牢牢地固定在封建的土地之上，使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结合在一起，使压迫程度和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

迁徙汉民

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东西广大汉民居住区域后，大批量地迁徙辽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小规模零星迁移，则始终不断。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令“和硕阿敏贝勒率兵五千去镇江”，执行强制搬迁令，命令凤凰城的游击，把镇江、汤山、宽奠、镇东堡、镇西堡等地属下的小村的堡民，都强制迁移到萨尔浒。

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的激烈反抗所激怒，派大贝勒代善会同宰桑古台吉(舒尔哈齐的第五子)、多铎台吉(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硕托台吉、阿济格阿哥率领每牛录十五人，计二万人再去镇压。他们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反金斗争，把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杀了，将其妻孥(儿女)、牛马作为俘虏带回。

民族冲突

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种种弊政，诸如强令剃发，改变汉民族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强行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女真与汉人的所谓三同(房同住、饭同吃、田同耕)，清查没收汉人的粮食，繁苛的兵役和徭役，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终于激起了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后金在辽东地区推行的种种残暴弊政，终于激起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他们拿起各种原始的、粗劣的武器，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与金军进行斗争。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爆发的大大小小武装暴动不计其数，准确数字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主要的有如下七次：在辽东汉民的诸多武装暴动中，第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辽阳。关于辽阳暴动的起因和经过，虽然本书在前面的不同章节已有叙述，但由于是第一次武装暴动，而且在它的带动下以后的辽民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作者认为有必要把这次武装暴动的原因和经过系统地叙述如下。

金军占领辽阳以后，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便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公私财物，《明实录》说：“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分遗西虏(蒙古)”， 单是掠夺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其次，努尔哈赤“驱辽民居城北，奴众居城南”。第三，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不杀”，强令汉民剃发，激起广大汉民的强烈不满。第四，努尔哈赤在辽阳征发极其苛重的兵役：“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 努尔哈赤在辽东首府推行的这些暴政，终于激起了辽阳城的市民暴动。

辽阳城暴动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发起武装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士大夫阶层，盖州的诸生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成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聚矿徒二千人自守”。努尔哈赤派去六人引诱矿工们投降，结果有五个人被李遇春杀掉。 这次暴动以不剃发为号召，以辽南四卫的矿工为主力。一部分暴动者聚集在辽阳东面的东山，大部分暴动者聚集在盖州附近的铁山上。他们凡见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杀勿论。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努尔哈赤派遣后金的两个额驸，副将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东山、铁山进行镇压。东山反剃发斗争的矿工们坚强不屈，英勇对敌，“有数万人尽遭李永芳毒手”，另有“万余人奔入朝鲜”。 盖州铁山的矿工和辽南屯军合力对敌，几次打败来剿的金军，使金军战死者以千计。后来努尔哈赤调遣“鱼皮达子万余人”前来增援金军，经过长期围困才镇压了辽南矿工的反剃发斗争。

参考资料

1.辽国与金国是中国人吗·昆明在线

2.清朝历代皇帝列表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简介·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