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

晋书

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内容简介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擬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编写过程

中国自唐太宗时开始设馆修史；修成六部正史；《晋书》便是其中的第一部。《晋书》里面所讲的火地晋卦，跟《周易》里的火地晋卦不一样。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唐朝以前，即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而实际上则多达二十余家，其中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唐太宗认为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便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修《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做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武帝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由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组织一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写成。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

着作赏析

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有二十多种，在唐初，除沈约、郑忠、庾铣三家晋书已亡佚外，其余都还存在，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在修撰晋书时所能见到的晋代文献，除上述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可供採择的资料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但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晋书作为蓝本，并兼採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於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然也曾参考过，却没有充分利用和认页加以选择考核。因此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採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

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於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鑑。正由於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於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於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於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由於晋书成於众手，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前后矛盾，失去照应，叙事错误、疏漏，指不胜屈。如冯紞传说「紞兄恢，自有传」，殷顗传说「弟仲文、叔献，别有传」，而实际上书中并没有冯恢传和殷叔献传。李重传说「重议之，见百官志」，其实本书没有百官志，只有职官志，其中不载李重奏议。司马彪传说「语在郊祀志」，实际上本书没有郊祀志，此事也不见於礼志。

又如地理志仅详於西晋的情况，永嘉以后到东晋时代的建置和演变则非常简略，对於侨置郡县也不加区分，以致混淆不清。至於叙事中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和歧异就更多，一部分在校勘记里已经指出，这里不再详举。虽然这部书是有缺点的，但由於唐代以前的诸家晋书已经失传，它还是我们今天研究两晋历史的一部主要参考书，包含了不少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料。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所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侭管作者有严重歪曲，史实也有遗漏，但本传中还是记述了起义的概况。

对於晋朝统治者的贪鄙无恥，本书也有所揭露。如刘毅传，反映了开国皇帝的出卖官职。武帝纪和愍怀太子、何曾、任愷、会稽王道子等传，记载了从皇帝太子到大官僚的唯利是图，骄奢淫逸。在石崇传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身为荆州刺史的石崇竟公开抢劫，因而成为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在王戎传，可以看到「园田水碓，周徧天下」的大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书夜算计，恒若不足」的贪婪醜態。

文苑王沈传中的释时论和隐逸鲁褒传中的钱神论，则把当时统治阶级无耻鑽营、贪财好利的醜恶本性，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嘲弄。在志的部分，如食货志从三国时代叙起，大体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憾；律历志所记几种历法，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因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已经亡佚，三十卷载记成为了解十六国汉族、少数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史料。

着作成就

记载完备

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赵翼说：“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

补旧史之不足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从当政者的角度，《晋书》虽为立传，但并不鼓励司马氏的发家史，《晋书.宣帝纪》里曾讲到晋明帝问起晋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告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而唐太宗在其所作的史论里，更不乏警世之意。

体例创新

《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记载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特点。“载记”最早由《东观汉记》所创，但并非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

章节目录

纪

帝纪第一宣帝

帝纪第二景帝文帝

帝纪第三武帝

帝纪第四惠帝

帝纪第五孝怀帝孝愍帝

帝纪第六元帝明帝

帝纪第七成帝康帝

帝纪第八穆帝哀帝海西公

帝纪第九简文帝孝武帝

帝纪第十安帝恭帝

志

志第一天文上

志第二天文中

志第三天文下

志第四地理上

志第五地理下

志第六律历上

志第七律历中

志第八律历下

志第九礼上

志第十礼中

志第十一礼下

志第十二乐上

志第十三乐下

志第十四职官

志第十五舆服

志第十六食货

志第十七五行上

志第十八五行中

志第十九五行下

志第二十刑法

列传

列传第一

列传第二

列传第三

列传第四

列传第五

列传第六

列传第七

列传第八

列传第九

列传第十

列传第十一

列传第十二

列传第十三

列传第十四

列传第十五

列传第十六

列传第十七

列传第十八

列传第十九

列传第二十

列传第二十一

列传第二十二

列传第二十三

列传第二十四

列传第二十五

列传第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

列传第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七

列传第三十八

列传第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

列传第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四

列传第四十五

列传第四十六

列传第四十七

列传第四十八

列传第四十九

列传第五十

列传第五十一

列传第五十二

列传第五十三

列传第五十四

列传第五十五

列传第五十六

列传第五十七

列传第五十八

列传第五十九忠义

列传第六十良吏

列传第六十一儒林

列传第六十二文苑

列传第六十三外戚

列传第六十四隐逸

列传第六十五艺术

列传第六十六列女

列传第六十七四夷

列传第六十八王敦桓温

列传第六十九桓玄卞范之段仲文

列传第七十

载记

载记第一

载记第二刘聪

载记第三刘曜

载记第四石勒（上）

载记第五石勒（下）

载记第六石季龙上

载记第七石季龙下

载记第八慕容廆

载记第九慕容皝

载记第十慕容俊

载记第十一慕容?慕容恪阳骛皇甫真

载记第十二苻洪苻健苻生苻雄王堕

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载记第十四苻坚（下）（王猛苻融苻朗）

载记第十五苻丕苻登

载记第十六姚弋仲姚襄姚苌

载记第十七姚兴（上）

载记第十八姚兴（下）

载记第十九姚泓

载记第二十李特李流

载记第二十一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

载记第二十二吕光吕纂吕隆

载记第二十三慕容垂

载记第二十四慕容宝慕容盛慕容熙慕容云

载记第二十五

载记第二十六

载记第二十七慕容德

载记第二十八慕容超

载记第二十九沮渠蒙逊

载记第三十赫连勃勃

正统意识

《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为《晋书·载记》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启发了《晋书·载记》的正统观。一方面，《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以东晋为正统；另一方面，二书都对十六国的地位有所认同，前者不废其年号，后者称僭主为王。《晋书·载记》虽未沿袭后两条书法，但对十六国历史的认同，是有二书之影响在内的。

唐朝时已然华夷一体、天下为家，宽广胸襟的唐人多少还是把十六国历史载入正史之中，撰写正史《晋书》更创造性地采用本纪、列传与载记并列的形式，将十六国时的政权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对立的霸史，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适当的历史地位，尽管仍称僭伪，其实已经淡化了华夷观念下的正统意识。显示出唐人对十六国史较为开明的态度。

后世对《晋书》正统观的评价：《晋书》以前凉张氏、西凉李氏为列传，其理据颇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或者说，打破了正史与伪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的区分，是正史与伪史的区分；浑言之，本纪、列传与载记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晋书》这部正史。“载记”之体确实蕴涵着褒贬并存的复杂性。尤其是《张轨传》与《凉武昭王传》，以“伪”入“正”，可以说是伪史的“僭越”。

陈寅恪（què）先生曰：“唐以前诸家《晋书》，可称美备。而太宗复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汉世古文经学者于《左氏春秋》中窜入‘汉承尧后’之文，唐代重修《晋书》特取张轨为同类陪宾，不以前凉西凉列于载记，而与捌柒《凉武昭王传》中亦窜入‘士业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为恒农太守’一节，皆借此以欺天下后世。夫刘汉经师，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关。而其择术用心，遥遥符应，有如是者，岂不异哉!”唐前所修《晋书》，相传有十八家，而唐修《晋书》之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可以说，“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是唐修《晋书》与前代《晋书》的最大不同，而不仅仅限于以前凉、西凉入列传之一端。

补充考释

补表补志

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徙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晋将相大臣年表》；《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①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伪成将相大臣年表》；《伪赵将相大臣年表》；《伪燕将相大臣年表》；《伪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南凉百官表》；《西凉百官表》；《北凉西官表》；《夏百官表》；《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着作批注

张熷《读史举正》

清季民国人吴士鉴、刘承干合注《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

工具书

《晋书辞典》

张忱石编《晋书人名索引》

部分内容

晋书卷一百六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

石季龙，勒之从子也，名犯太祖庙讳，故称字焉。祖曰邪，父曰寇觅。勒父朱幼而子季龙，故或称勒弟焉。年六七岁，有善相者曰：“此儿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永兴中，与勒相失。后刘琨送勒母王及季龙于葛陂，时年十七矣。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勒白王将杀之，王曰：“快牛为犊子时，多能破车，汝当小忍之。”年十八，稍折节。身长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深嘉之，拜征虏将军。为娉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所为酷虐。军中有勇榦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尟有遗类。勒虽屡加责诱，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

勒之居襄国，署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后封繁阳侯。勒即大单于、赵王位，署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迁侍中、开府，进封中山公。及勒僭号，授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邑万户。季龙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恨之，私谓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以吾躬当矢石。二十馀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咸康元年，季龙废勒子弘，群臣已下劝其称尊号。季龙下书曰：“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俛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概、冯莫、张崇、曹显为尚书，申钟为侍中，郎闿为光禄大夫，〔一〕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为太子。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分廮陶之柳乡立停驾县。

季龙徐州从事朱纵杀刺史郭祥，以彭城归顺。季龙遣将王朗击之，纵奔淮南。

季龙荒游废政，多所营缮，使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观雀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于常度。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征西司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众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军中饥疫而还。

季龙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馀皆储之水次。

晋将军淳于安攻其琅邪费县，俘获而归。

石邃保母刘芝初以巫术进，既养邃，遂有深宠，通贿赂，豫言论，权倾朝廷，亲贵多出其门，遂封芝为宜城君。

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

季龙将迁于邺，尚书请太常告庙，季龙曰："古者将有大事，必告宗庙，而不列社稷。尚书可详议以闻。"公卿乃请使太尉告社稷，从之。及入邺宫，澍雨周洽，季龙大悦，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飞作司南车成，季龙以其构思精微，赐爵关内侯，赏赐甚厚。始制散骑常侍已上得乘轺轩，王公郊祀乘副车，驾四马，龙旂八旒，朔望朝会即乘轺轩。

时羌薄句大犹保险未宾，遣其子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之。

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

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

下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其着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者，御史弹坐以闻。"

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二〕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时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三〕百姓嗷然无生赖矣。又纳解飞之说，于邺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亿万，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率丁壮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而复为权豪所夺，人无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饥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谷以助振给，奸吏因之侵割无已，虽有贷赡之名而无其实。

改直汤为龙腾，冠以绛帻。

作品评价

优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

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

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缺点

其一：记述荒诞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记》、《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例如《干宝传》中记载干宝之父妾陪葬十余年，开棺后仍能复生之事。《张华传》中提到吃“龙肉”之事，并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其二：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

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钱大昕批评《晋书》“涉笔便误”。《晋书》中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文帝纪》记载曹髦被杀之后，成倅兄弟的结局是“太后从之，夷济三族。”而《荀勖传》中荀勖的上表却又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也就是荀勖的上表体现出成倅并未被诛灭三族，两条史料自相矛盾。

参考资料

1.晋书·历史记

2.晋书·汉典

3.晋书 载记第六 石季龙上·汉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