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娘子撒切尔（2013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铁娘子撒切尔

2013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铁娘子撒切尔》是由红旗出版社推出的“了望世界书系”首部着作，由（英）布伦德尔着，邓继好译。作者以简洁的篇章和短小精悍的引文，描述了撒切尔夫人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时体现出的果断风格、处乱不惊、临危不乱惧和迷人的吸引力。他将撒切尔夫人任期中的种种事件、英国国内外因素联系起来，解释了政治改革和当今英国政坛自不待言的政治现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

内容简介

撒切尔可谓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外国女政治家，在她的政治生涯中素来手腕强硬、作风果断，以其强悍有力、不拖泥带水的行事方式被世人所知，并被称作“铁娘子”。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而且蝉联三届，任期长达11年。她曾四次访问中国，1984年，在北京代表英国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为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

本书由与铁娘子撒切尔共事多年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其挚友的约翰·布伦德尔执笔。布伦德尔自1970年认识撒切尔夫人后，一直是撒切尔夫人的密友和战友。他曾担任英国政界最具影响力的智囊团——伦敦政治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一职，为撒切尔励精图治出谋划策。作为亲密好友，布伦德尔不仅知悉撒切尔夫人的仕途历程，也熟悉这位怀有坚固柔情的“铁娘子”的童年经历，乃至她与家庭成员以及挚友同伴之间未曾公开的亲密故事。其中就包括，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与她的相扶相持以及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的牢固友情。

撒切尔时代是挽救了一个国家的重要转折点，这位伟大的女性唤醒了她的民族和民众，并再一次使其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这本传记并非仅仅讲述了撒切尔夫人的人生，更围绕着各重大事件，对相关理念、利害关系和背景进行了检视。

本书为唯一一本经过撒切尔本人授权撰写的传记。

作者简介

（英）约翰·布伦德尔，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密友，撒切尔任内智囊。曾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BBC著名记者、主持人安德鲁·马尔称该机构为“现代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囊团”。约翰·布伦德尔是自由企业经济模式最有力的斗士之一，而他所致力的这种经济模式已在世界各地获得发展并繁荣。因而，由他来向美国人解释被称作“撒切尔主义”的那些信条和原则最合适不过。

序言

我与撒切尔夫人数度相逢，确切地说，自她担任教育大臣（1970~1974年）起，在她所有职位的任期里我都见到过她，包括影子环境大臣（1974年）、财政副大臣（1974~1975年）、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党首（1975~1979年）、首相（1979~1990年）以及其后的行政任职。每次见面，她的见识和才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所见过的全世界众多杰出人物中，撒切尔夫人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①和FA哈耶克②是并列榜首的。

信仰、家庭和国家占据了撒切尔夫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但她依然对科学怀有兴趣（早年学习），阅读广泛，乐于享受音乐之旅。甚至如我所写的那样，我们报纸的体育专栏中还刊有她在温布尔顿观看网球比赛的照片。青年时期，她是个很棒的歌手、钢琴演奏家、获奖的诗歌朗诵者③、步行者、业余演员和辩手。交际舞如同音乐、戏剧和绘画一样，也是她的挚爱。她总是那么让人着迷和起兴，是个绝佳的舞伴。

撒切尔夫人对政治的兴趣与我所见过的其他99%的政治家都大不相同。她真诚地庇护着所有的男女同胞，并满腔热情地为使全世界更加美好而不懈奋斗，这点与里根总统很像。

作为首相，撒切尔夫人是问题解决者。她充分运用自己的果敢、睿智以及通过科技与法律学习获得的素养来处理问题。

当你和撒切尔夫人在一起时，要保持机敏，更贴切地说是要保持机警。对不知所云者，她会毫不留情地一剑封喉，切中要害——让其彻底折服。她能够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并使其明朗，在这一点上，我见过的人中能和她媲美的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至于FA.哈耶克则多一分深思少一分争斗）。

在就任首相之时，撒切尔夫人的从政经验已相当丰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普通后座④议员（MP⑤）后，她先后出任了一个初级大臣的职位；六个影子职位⑥，其中三个为影子内阁职位；近四年的内阁教育大臣；再次担任了两个更高级别的影子内阁职位后，她又担任了四年的反对党党首。在通往首相的征途中，她历经二十年的历练。

我对撒切尔夫人的第一印象是她担任教育与科技大臣时。当时我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保守党联谊会的主席，接下来一年我担任了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LUCA）的主席，而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实际上担当的是保守党同学联谊会（FCS）伦敦地区分会的角色。

这就意味着我在负责伦敦大学之外，还要负责其他大学的相关事务。那时我们经常以保守党同学联谊会代表的身份拜见她，告诉她我们的想法以及校园里的情况。我们每次会见的时间大约为15分钟，可我们要为这15分钟准备一整天。

撒切尔夫人是自己领地的掌控大师，即使我们谈论到一些新问题时，她也能冷静分析并极富洞察力。而且，无论她和谁会谈，好像都是如此。

我的前任、经济事务研究所（IEA）总管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后来的海克罗斯的哈里斯勋爵）过去常对我说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撒切尔夫人任教育大臣时，为了创办英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白金汉大学，他和同事经常去见她。现在这所大学在全国学生满意度调查中稳居榜首，而且已经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

有一次他们到了那儿，撒切尔夫人则因为参加有关莉拉·哈立德（Leila Khalid）事件⑦的内阁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是否遣返此次被捕的恐怖分子）不在办公室。

拉尔夫和朋友们就坐在那儿等。初级大臣们则对他们奇特的新想法支吾搪塞。最后大臣们直截了当地说，“哦，你们别指望从我们这儿得到帮助，”似乎这样说便必定能令白金汉代表团泄气。

代表团还未来得及回应，教育大臣撒切尔便从内阁返回，径直地走了进来。她一步没停地走到长椅一端坐下，开始分析代表团的想法：

“现在，你们的确别想，也别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帮忙'，”她开口说道。但从她说“帮忙”的口气中，他们知道她指的是“阻碍”。

“我们能为你们所做的就是最好不介入。

“如果教育部干涉了你们的进程，请告诉我，我会处理他们的。”她最后这样说。

撒切尔夫人非常清楚他们想听什么。叫政府不要干涉！

这就是她的诀窍，她切中问题要害的超强能力。

我担任保守党校友联谊会地区主席的日子结束时，一贯蛮横的历史学家布莱克勋爵（Lord Blake）为我在贵族院举办⑧一顿丰盛的晚宴。具体时间为1974年3月的一天，希斯先生那年第一次落选。

我原先邀请撒切尔夫人以教育大臣的身份给我们讲话，但当她出现时，身份已经变成影子环境大臣了。

那个夜晚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原因有三。

那个夜晚的每件事情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主桌上的八位贵宾也适时地相伴而入。忽然之间，大约200位宾客都站在那里，看着我。而我却暗自纳闷，“现在我们忘记了什么？哎呀，肯定有什么不对的。为什么每个人都站着？他们为什么不坐下？”

就在我慌乱之时，撒切尔夫人用左脚踢了一下我的右踝：“该谢恩祷告了，你这个傻瓜。”她轻声说道。

哦，是的！“愿幸福者幸福。”我们终于坐下了。嘘！

后来，她聊到首席上酒水的供应。我解释说，作为退休的主席，由我负责是职责所在。

“哦，不，”她说，“我不可能让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为我买单。”说着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叠钞票递到了我手里，金额不多不少。

几分钟后，轮到我讲话。我的讲话的确很糟糕，而且非常不合适，因为我只是拿她的钱开了几个玩笑，别的什么也没做。她那天晚上非常有雅量——不过请接着往后看。

那年稍晚一些，撒切尔夫人还在担任影子环境大臣。为了选举，她来到北伦敦选区，我参与了迎接。由于是选举时期，她来为下面提到的议事日程在公共场合做推介宣传。她表现得非常完美，我们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她就是女王，小写的“q”⑨。一切表现是那么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她随我们同到何处，都能令每个人陶醉；摄影上的绝佳机会都落到了我方身上。就是在那天下午，我依稀看到了政治的未来，看到了我们的期待。

几个月后，我们都参与竞选了各自的高级职位。

我参与竞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会职位，如果当选，则是继约翰·摩尔（John Moore）⑩（后来任职于撒切尔首相的内阁）1960年当选主席之后15年以来的第一个保守党成员。

撒切尔夫人则参与角逐保守党党首（见后文）。

我比她早一两个星期当选自己在学生会的小职位，主要是负责看管叫作“三大桶”的学生酒吧。

为此，当时的保守党党首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先生还专门给我发来贺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左派们截取这份贺信，并披露给了媒体。最终《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份全面报道，其结束语称以上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布伦德尔先生已经在为撒切尔夫人努力工作了（对希斯先生来说，这是个很不幸的消息）。在她当选保守党党首那天，我提议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会的名义发封贺信——这当然也遭到了抵制。

在撒切尔夫人担任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党首期间，我们在多个场合见过。第一次是在她就任党首不久，特德·希斯交给她一个任务，在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的年度晚宴上就次年的工作开展发表讲话。她向自己的右边瞥了一眼，目光越过首席落到了我的身上，然后开口说，她希望这是伦敦大学保守党联谊会而不是伦敦大学滑稽演员联谊会！哎哟！真够损人的！

1979年之前，我们经常去拜见撒切尔夫人。我向她提出了将公共房卖给现任租户的想法，关于她的回应我将在下面介绍。也是在那次晚宴上，我的一位密友（也就是彼得——他最后在内阁的位子上离世）说，撒切尔太过强调经济自由了，而没有给个人和社会自由以充分重视。

“就拿大麻来说，”他说道，“到处都能弄到，那为什么不正视现实，把它合法化？”他补充说，“我的朋友就知道去哪儿弄！”

“彼得，”撒切尔说，“我的侦探就坐在外面。我希望你现在就把他叫进来，把你朋友的情况说个仔细！”

啊，一听这话，他身子一缩，抽身溜开，撒切尔也并未深究。

其实，值得回忆的时刻不限于此。

后来，在迈克尔·福赛思（Michael Forsyth）担任保守党学生联合会全国主席的时候，我担任全国副主席，负责宣传工作。对我们来说，即将到来的撒切尔夫人的生日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生日到来的一个星期前，我们就在离史密斯广场不远的、转弯就能到保守党中央办公大楼的格兰贝马奎斯酒吧里进行了筹划。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最终我们决定，那天早上7∶30，我们将来到她位于切尔西弗勒德街的家门口，在一群由我召集来的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伦敦学生的簇拥下，迈克尔向她送上很大很大的一束红玫瑰。很快，一切安排妥当，媒体也已待命。到了那天早上，我首先在威斯敏斯特中部的休街接上迈克尔，然后到伯克利广场一家著名花店拿上红玫瑰。那束红玫瑰大得车里根本放不下，以至于我们在路上掉了好几朵。

当我们抵达时，媒体的相机已经一字排开，有一名警察，可是一个学生影子也没见到。我有点慌了，就很严肃地对福赛思说：“等在这儿。”我快步上前，用眼睛扫了一下街道，最终走向那个警察。

“也许，我想您刚才是否看到过一些学生？”我不安地问道。

“哦，当然，先生。”他回答说，“二十分钟前，撒切尔夫人看他们站在外面，就请他们进屋喝茶去了！”

“我想，您现在准备好了，先生？”他最后说。

不一会儿，学生们都出来了，组成了一个背景。撒切尔夫人来了，迈克尔献上了红玫瑰，随后这照片传遍了整个世界。据我所知，她之后的每个生日，迈克尔都会送她红玫瑰。

将撒切尔夫人带入唐宁街10号的大选那天，保守党的竞选安排是巡游伦敦选区；除了工党确保的或拥有巨大领先优势的选区外，重点巡游工党占有中等优势的选区。那天我在西诺伍德协助保守党候选人参选，因为我当时是朗伯斯区市政委员。

1979年5月3日下午，撒切尔夫人在随从的陪同下突然来到位于伦敦西南27区诺伍德路495号的保守党总部。她看上去满面容光，显然她清楚自己要赢了——但她要赢得的并非仅是那个职位。她的目标还很远大。一切需从长计议。

我对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的个人记忆只有三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982年4月到1993年1月我都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弗吉尼亚工作。

第一次是1982年1月，我在那时的全国私营企业联合会（NFSE，现在被小企业联合会即FSB所取代）的媒体与议会研究室工作。我们的新主席是大卫·德克斯特（David Dexter），一位来自首相故里林肯郡的会计师。

大卫成功邀请撒切尔夫人过来吃午饭，并在拉塞尔广场帝国宾馆二楼一个隐秘的房间里对他的全国理事会发表讲话；拉塞尔广场距离唐宁街只有一英里，是个花团锦簇的地方。不幸的是，那时撒切尔夫人唯一的儿子马克参加汽车拉力赛时在撒哈拉沙漠中失踪了，而且一连几天都没有踪影。关于他已经被找到的报道更是增添了紧张氛围——因为这些消息随后又被证明是假的。

德克斯特先生的欢迎词在几天之前就通过媒体发布出去了。结果，那天有200多名记者，数不清的镜头聚集到了大厦之外。撒切尔夫人的同事和安保人员组成了防护人墙。在她还有几步就要走到我的跟前时，有人喊着询问有关马克的消息。

撒切尔夫人的脚步没有按照随从的指示继续走下去，而是有些紊乱；她努力控制住情绪，说了一些类似“没有消息，我非常担心”的话。我想，那应该是马克六天失踪中的第五天。此时，她整个人完全崩溃了。两名大汉一边一个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架起来，径直而迅速地向我走来。我示意向我的左边，也就是他们的右边走出大厅，来到一个空着的会议室。

很快，我们就随便找了把椅子让撒切尔夫人坐下来；她的同事则站成一排，挡住了窗外的记者。“您想喝点什么，首相？”我问她。“清咖啡，谢谢。”她回答道。正像第二天《每日电讯报》首页上报道的那样——每份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接着，一个年轻人（我）从房间冲出来，抓住服务生的领子说，'给我一杯清咖啡，要快。'”

其中，关于撒切尔夫人在公众面前哭泣了30秒甚至更长时间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并顺利地完成了会议。

宾馆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向撒切尔夫人赠送了一大束鲜花；大卫·德克斯特则告诉她，为了感谢她的来访，联合会将向其办公室推荐的慈善基金赠送一笔丰厚的捐款。

由于住在华盛顿城外不远，1987年我有机会聆听撒切尔夫人在美国遗产基金会（THF）的演讲。至此时，她对部分人（全是男性）掠美“撒切尔主义”明显感到些许不安。这也暗示了她的著名语录：“但是请记住，公鸡只会打鸣，而母鸡才会下蛋。”讲这话的那天晚上，里根总统就坐在乔·库尔斯（Joe Coors）边上，他说：“哦，不错，这一定是'米勒时刻'！”

三年之后，我受邀参加为庆祝社会事务小组成立10周年而在伦敦改革俱乐部举办的聚会。我准时到场。当我身着西装拾阶而上时，我认出了走在身旁的英国著名电视剧《是，大臣》和《是，首相》的合着者安东尼·杰伊爵士（Sir Antony Jay），他一身黑色短礼服。我们聊着走进了活动现场。一个小时之后，我和他又碰在了一起，这时首相也忙着满屋子和人寒暄。她从我们旁边的一群人中转过来，认出了穿着短礼服的托尼——他是整个屋子里唯一穿礼服的人。

“哈，托尼，”她说，“你一定是之后还要去什么更重要的地方。”

“不，首相，”他懊悔地回答说，“是我看错了请柬啊！”

你瞧，我亲耳听到《是，首相》的作者对当时的首相说“不，首相”。要知道，几个星期之后，她就不再是首相了。

当担任经济事务研究所总管时，我发现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本前任哈里斯勋爵的演讲集，而书名就叫《不，首相》。所以，当他70岁时，我将他的精华之作汇编出版时，也毫不犹豫地将之取名为《不，首相》。

正如我后文所述，撒切尔夫人从来都没有退休，即使现在已是80多岁，依然日程繁忙。我常去看望她，而正如我们后文中所看到的，她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兴致盎然。

几年前，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了一个40多人的圆桌晚宴。饭后，我们和很多贵宾聊了起来。问题来了：出席的宾客都是来自媒体、行政机构、企业和政界的元老；45岁的我已是很年轻的了，但是有个人更年轻，只有31岁，他是代表自己老板出席的。说实话，那晚，他才是那个房间里引领话题的专家。

在贵宾们谈论的极短的间隙中，这个年轻人立即插话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没有人能听到他说了什么。“大点声，年轻人。”撒切尔夫人命令道。

他又试了一次，可显然还是不达标。

“大声点，年轻人！”撒切尔夫人再次命令。

他试了第三次，还是不济。撒切尔夫人顺着桌子瞪眼怒视。

“年轻人，”她说，“站起来，扯开嗓子。我们都想听听你要说的是什么。”

他满脸涨红，站了起来，扯开了嗓子。他们听着，最后他们（男士们）都拍手喝彩。

有一次，我做东宴请一位著名的外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办公室询问她和丹尼斯爵士可否参加，我回复“可以”。

那天晚上，丹尼斯爵士因故没能到场，这样我就面临空着一个位子的问题。

我很快又请了一个朋友，他也是保守党议员，比撒切尔夫人年轻一辈，个子高、身板直；用我妻子的话说，就是英俊得让人想施虐的那种。

我们坐了下来。这时我轻轻地敲了敲杯子以引起注意，宣布了一些事项。最后我说，今天晚上丹尼斯爵士的位子已经安排了议员X先生。

“当真？”撒切尔夫人高声说道，“可没人告诉过我啊！”

顿时，整个屋子里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笑声。她对幽默时机的把握绝顶了——她不仅仅叙述演讲撰稿人编的笑话，她根本不需要！

在过去的15年里，我个人最大的快乐在于为已故的司令勋章获得者阿瑟·塞尔顿博士和海克罗斯的拉尔夫·哈里斯勋爵组织生日聚会，他们是经济事务研究所编辑主任和主管。在2005年12月拉尔夫先生80寿辰聚会上，我将撒切尔夫人安排坐在他的右边——还能坐在别的什么地方呢？送上礼物的时刻到了，这一环节由我的执行助理克莱尔负责。礼物之一是一款全新的笔记本电脑，不巧的是，礼品带对拉尔夫来说系得太紧。在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时，撒切尔夫人已经将它夺了过去；在四下飘落的纸屑中，她又把它递了回来。正如第二天《金融时报》“每日记事”栏目中所写的那样，“幸运的是，电脑幸免于难！”

1993年1月1日，在成为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的智囊团的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主管之时，我发现了一份档案。其内容是时任经济事务研究所编辑主任阿瑟·塞尔顿于1969年10月24日写给一位处于上升中的保守党议员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内容为：“我们能否对玛格丽特抱更大期望？”

杰弗里·豪的回复是：“我对玛格丽特根本没有把握。她的很多经济成见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她有过于武断的倾向，在诸如教育这样敏感事项上凭个人喜好行事，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可能会误事。我们当然应期待她能表现得更好——但我认为，她需要受到你性格中人性化一面的影响，以及纯福利市场模式的考验。在成功与灾难之间，存在着一个可对她施加影响的广袤空间。”

很幸运，最终的结果是成功。

参考资料

1.铁娘子撒切尔·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