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编钟（中国古代乐器）

金编钟

中国古代乐器

天朝绝响《金编钟》清16枚，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最高28厘米，最大径16.5厘米。自乾隆年间铸成，用于重大典仪中，在清朝倾覆后被偷偷典卖出宫（传言说，曾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在外漂泊了29年。

简介

身心一爽

望着十六枚光灿灿的金编钟，你的想法如何？想知道它的声响吗？富有金属质感的钟鸣，悠悠然然、清清灵灵，入耳听来动人心弦。翩然超世，其中贯注了足够的古远的朴质情调，让人身心一爽。钟是古人在礼仪性场合不能缺的器物。依仗美妙入心的音调，古时的天空中才可见到熏熏然的文化气质，以及对文雅的讲求。

溶入上苍

音符的高低，是由钟壁的薄厚构成的。在皇家大礼上，当皇上身处中庭，上望天际之时，熏熏然的声调无疑会使皇帝，陡生一种无来无往，独步天地，溶入上苍的神异之感。

不如草芥

由于王室的衰败，清代最后一位皇上溥仪出宫时，无奈之间，曾将这件皇室的家传之宝，抵押给了北京盐业银行，得一些散碎钱两，买一碗小米粥来喂肚子。普通人眼里的圣物，到了败家子手中，却不如草芥。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

风雨历程

由来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富兵强，它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历时130年的“康干盛世”成为辉映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最后一抹残阳。

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北京故宫博物院官廷史专家徐启宪对清宫历史和宫廷器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写过金编钟的条目说明。据他介绍，这套乾隆时期的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金编钟的制造工艺让人啧啧称赞；它发出的和谐清脆音调，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编钟不仅是历史文物，也是艺术珍品，折射出康干时期盛世国力的强盛。

清末

乾隆王朝六十年，虽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却早已危机四伏。鼎盛过后，大清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皇帝的排场不减，正如徐启宪所言：“他宫内的太监宫女还是有一大批，再加上亲属官员，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说是逊帝，风光不再，但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当年光绪皇帝结婚时，曾命人绘制了一幅记录婚礼场面的《大婚图》，逊帝溥仪的婚礼仍要照此办理。从纳彩礼到大征、册立，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大婚典礼花费银圆数十万两，排场一应俱全，不减当年。这既是清室强弩之末的垂死挣扎，也是遗老遗少最后怀抱的复辟残梦。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

如此巨额的花费从何而出？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虽然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每年拨给逊清皇室四百万元新币，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开支。但是民国政府每年不能如数发给逊清皇室经费，逊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

这次大婚也不例外，逊清皇室就地取财。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北京前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张镇芳是清朝的进士，曾做过江西督军、长芦盐运使。他与袁世凯是亲戚，在创办盐业银行时，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盐业银行官商合办，资金雄厚。据原天津史志办主任郭凤歧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溥仪把宫中的金银财宝典给盐业银行时，“盐业银行当时的总经理是吴鼎昌，副总经理是朱虞生和陈亦侯，陈亦侯同时又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身为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在儿子陈骧龙心目中，是个原则性强，做事认真严谨，又不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温州人，总喜欢有点冒险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头脑。”

陈亦侯接受任务时，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几度让他险招杀身之祸。

陈骧龙说：“这种转移是很严密的，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消息。父亲当时就用他自己的一个黑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这东西（金编钟）从北京运出来。在从北京运出来的时候大半还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车还碰上了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时可不能停车。看来当时运这些东西也是很惊险的。”

金编钟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来，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对外开埠较早，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中资、外资银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盖起了众多的洋楼，这些银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两侧，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条街。在当时的天津金融界号称“北四行”的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均地处外国租界内，正如郭凤歧所说：“中国的军队管不着它，所以它比较起来相对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陈骧龙回忆，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父亲陈亦侯，主动跟他交朋友，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他做干爹。“日本副领事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宝烧那种瓶子，还有一些盆景。父亲跟他说：你要做生意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是不收礼物的。不能不应酬日本人，可父亲认为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儿点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会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怀叵测的日本副领事带着他的礼物无功而返了。

为了得到金编钟，日本领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计。

一日，陈亦侯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他不说，就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他拿着帽子就走了。”陈亦侯的妻子杨梦莺回忆道。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

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陈骧龙不禁后怕。

金编钟面临被外国列强掠夺的危险，而上司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按照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融化成金条，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侯会执行吗？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四岁时跟父亲来到天津，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渊这样讲述他的一生：“南开大学商科毕业以后，父亲就经过外祖父朱虞生介绍到上海四行储蓄会做会计员。外祖父当时是北京盐业银行的副经理。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北京来结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调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

那时，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组成的小区，名叫永定里，是高级住宅小区，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著名医生朱宪彝等。永定里15号就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的住宅。胡仲文家与陈亦侯家前后院，陈骧龙回忆胡仲文与父亲陈亦侯：“他们关系很好。而且胡仲文这个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父亲也非常看重他。”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里已经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陈骧龙解释。

多年后，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回忆起那个不平常的夜晚：“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老先生跟父亲是老朋友，他们过从很密。当父亲1940年从上海调回来以后，在4月，有一天晚上，陈亦侯先生找到父亲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那天晚上12点以后，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商量转移了。”胡宗渊说。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陈骧龙回忆：“父亲用自己坐的汽车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那个时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讲究的车吧，就把这东西（金编钟）装在父亲的车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接着，陈亦侯的司机帮忙，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放进去这个小库房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父亲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整个把这个库房装进煤去。”陈骧龙认为父亲当时的做法万无一失。“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据父亲讲，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储蓄会，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两个人拉着手，他跟胡仲文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人们传闻：“陈五爷被日本宪兵给抓走啦！”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起总攻。日本帝国遭到灭顶之灾。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介绍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了给弘历皇帝八十岁寿辰祝寿，各省总督聚敛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了十六只黄金编钟，算是“万寿节”的贡品，用以炫耀盛世豪富。

乾隆所铸的这套金编钟，共用了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黄金，共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黄金成分不纯）。打破了中国历代用铜铸造编钟的传统，而这其中最重的是“无射大金钟”，最轻的是“倍应钟”，铭文“康熙五十五年制”。将钟由低向高排列后，击之可以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平时，这一组金钟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把大典，才拿出来配合玉磐奏乐。古代编钟、编磬用体量大小区分音律，金编钟则造型划一，用厚薄不同来分出音阶，每枚钟面铸有阳文楷书律名。钟的图饰同一，都以突起的纹划分三段：上段是云朵；中段较宽，铸有神态飞动的行龙，龙头一律向左；下段是对角形云纹，平均分布着八个平头乳钉，是打击点。金编钟造型雍容华贵，显示出宫廷乐器兼礼器的非凡气派。能用黄金铸造并能打击出不同的音色，因而成为精美的乐器，为世间罕有。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黄金本身的重量。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就是由金编钟奏出的。现在，十六只编钟，放在两个大玻璃柜里，在首都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陈列着。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来观赏它。

参考资料

1.中国国宝级文物排行榜·三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