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明朝历史事件）

海瑞罢官

明朝历史事件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明朝历史事件

明人海瑞，号“刚峰”，这两个字形象地道出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只要是看不过眼的事，不仅贪官污吏他敢参奏，就是黄帝老子他也照骂不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海瑞以六品的芝麻官职向嘉靖皇帝朱厚熜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他慷慨激昂地写道：“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嘉靖，家家净也！”气得朱厚熜直哆嗦。在历史上，一个忠直之士，倘若又难逢明主，那他能活下来的机会十分渺茫，而海瑞却是个例外，尽管他一生也并不顺利，但却得以善终，推究起来，在他恪守方的性格背后，也不缺乏圆的智慧。

童年时期

海瑞于公元1514年出生于海南琼山一个贫穷的家庭中，3岁时便没了父亲，母亲一个人担负起了养育和教育他的责任。海瑞的母亲和当年的孟母一样，对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从海瑞幼年起便让他读《孝经》、《尚书》、《中庸》等圣贤书，小海瑞也渴望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嬉戏，但只要冒出玩耍的念头，就会遭到母亲义正词严的一通教育，“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由此也形成了海瑞正统、刚直的性格。只是这样的性格在他初入官场时便遭遇了挫折。

初入官场

海瑞担任的第一份公职是福建南平的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了。有一次，延平府的御史到南平县视察工作，照例要往孔庙行香朝典，海瑞带着两名教官早早在庙堂迎候。在当时的官场上，下级迎接上级，一般都要行跪拜之礼，所以当御史大人进门后，随同的两位教官都跪地相迎，可海瑞却站着，只是略略作揖而已。三个人的反差非常鲜明，两边伏地弯弓，中间一杆高耸，俨然一个笔架——海瑞自此便留下了“笔架博士”的雅号。御史大人走南闯北，显然没有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人，大为震怒，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到御史您所在的衙门里，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碰到这么一个既死板又较真的下属，御史大人虽然怒发冲冠，却也无可奈何。不过诚如诗人陆游所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在学校之外的地方找海瑞的茬儿，御史大人还是多的是办法。他处处使绊子，事事下套子，左支右绌，弄得海瑞狼狈不堪。海瑞一气之下，就写了辞职报告，撂挑子不干了。好友朱镇山听说了，赶紧劝他，千万不可因为争一跪之礼擅自离职，四十岁才弄个公务员身份不容易，遇到小小挫折就负气而走，经不起磨砺，还怎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这件事给海瑞上了很好的一课，要在风气恶浊的官场混，单凭一股正直忠勇之气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开动脑筋，以智取胜。

惩治官二代

开了窍之后的海瑞，很快就把这一思想活学活用到了现实之中。海瑞升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有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此地，接待人员按海瑞规定的标准为其提供食宿，这与一路走来远接高迎、大吃大喝外加红包的风光大相径庭，胡公子一怒之下把负责接待的驿吏捆绑倒挂起来，鞭打训斥。海瑞得知消息，马上带人把这个气焰嚣张的胡公子抓了起来，然后面容严肃地对众人说：“胡总督为官堂堂正正，他一直教育属下不要铺张浪费。现在这个人行装奢侈，一定不是胡总督的儿子。”下令将他胖揍一顿，关进大牢，并没收了他搜刮来的数千两银子，充入国库。之后，他又提笔给胡总督写了一封信，说您向来最重操守，对子女以及身边的人看管得很严，现在有这么一个人竟然敢冒充您的公子，在这里混吃混喝，胡作非为，我已经把他拿下，想跟您核对一下，并请求指示。弄得胡总督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打掉牙往肚里咽，不了了之。

不畏权贵

又有一次，都御史鄢懋卿下基层视察，他可是大奸臣严嵩手中的红人，沿途官吏们自然不能错过这个高攀的机会，纷纷破格接待，只要领导高兴，花多少钱是不在乎的。鄢御史长年搞纪检工作，对官场风气自然烂熟于胸，为显清廉，他发出告示说：“本官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沿途饮食供帐，都应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侵扰百姓。”话虽这么说，可鄢御史的大队车马所到之处，无不呈风卷残云之势。眼见就要到淳安县了，海瑞心里也很着急。淳安财政紧张，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倘若只搞个四菜一汤来接待，肯定脱不了怠慢之嫌。思虑良久，海瑞计上心来，他又修书一封，派人快马送给鄢御史。信上说：您是天下第一廉官，过州过府，轻车简从，从不增加地方负担。但现在有些人专门败坏您的名声，说您每到一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用银器之具”。这把我搞糊涂了，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请您明示，我好做准备接待。一席话像是打了鄢御史一记火辣辣的耳光，作不得声，还不得不对传言解释一番，又表扬了海瑞几句，只是他为了图耳根清净，干脆借口公干，绕道而行，惹不起，还是躲得起的。

正直的操守，倘若没有圆润的智慧，海瑞不要说乌纱帽，恐怕几个头也不够杀的了。就像他大骂皇帝的上疏，尽管他抬着棺材上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其实他在奏疏中，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开头，他大唱赞歌，猛灌ecstasy：“陛下天质英断，睿识绝人，可成尧舜禹……”云云，后面的话虽然刺激了些，但说的还是入情入理，嘉靖皇帝开始有些脸红耳热，直呼把他给我抓起来，之后还是把奏疏看了好几遍，一会儿叹息，一会儿摇头，忍不住对身边人说：“海瑞这个人像比干那样的忠烈，我却不是商纣王，我不会杀他！”

以海瑞直来直去的性格，他是反对弯弯绕的所谓官场谋略之术的，但再有棱角的石头，也禁不住溪水的打磨，只不过海瑞的圆润，从未失去刚直的内心。那一段段至今让人荡气回肠的轶事，让他“海青天”的光环格外熠熠生辉。

文革导火索

江青发难

起因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元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发展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结果与影响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者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者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而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江青批吴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结果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事件影响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元评论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发展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洞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经过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结果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

影响

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参考资料

1.海瑞·历史记

2.为什么说“海瑞罢官”是文革的导火索·凤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