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如（陕军抗日主帅）

孙蔚如

陕军抗日主帅

孙蔚如（1896-1979年）曾任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陕西省主席，他本是杨虎城的两大心腹将领之一。

西安事变后，冯钦哉随蒋，杨虎城出国，他就成为陕军的主帅。是抗战时的第四集团军司令，以坚守中条山出名，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最后官至第六战区上将司令长官。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1945年12月，他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6年，他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8月，他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9年7月27日逝世。

人物生平

1913 年冬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 1915 年毕业后任陆军测量局地形课班员。1916 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7 年入陕西靖国军， 任连长， 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1922 年转入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 任副营长、营长。1923 年初任中校团副。1924 年起先后任陕北国民军第二支队参谋长、第二游击支队司令。1926 年率部参加坚守西安的作战。1927 年春任冯玉祥国民联军第十军参谋长、第二师代理师长等职， 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力求保持中立。1931年冬奉杨虎城之命入兰州主持甘肃省政，任甘肃宣慰使。1933年率部驻防陕南，派人赴川陕苏区同红四方面军建立密切联系，形成停战合作局面。

1935 年秋后所部移防关中、陕西， 较早执行与红一方面军停战、合作抗日的方针。1936 年西安事变时任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1937 年杨虎城部缩编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 任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战区受降长官等职， 积极参加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力主坚守黄河， 曾从日军手中收复郑州，所部容纳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工作。1946 年春被任为没有实权的武汉行营副主任。1948 年7 月携家避居杭州，将原带的警卫团扩编为师随程潜驻长沙，后授意该师相继起义。1949 年春拒去台湾潜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此后历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省第一、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陕西省副省长等职。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9 年7 月27日因病逝世。

人物事迹

孙蔚如，又名树棠，后以字行。原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主要将领，陆军二级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抗日名将，有儒将之美誉。

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陕西西安灞桥豁口村一“耕读传家”的诗书门第。自幼随父辈读书，广涉经史子集，精研“忠孝仁义”“中庸”，一生喜书法、爱诗词、好弈棋，造诣颇深。

1913年入西北大学预科，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青年时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加入于右任创建的陕西靖国军。1922年，转入杨虎城部第三路第一支队。从此，他与杨虎城将军建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成为杨虎城将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并在杨虎城将军被迫离开所部后统帅陕军。

1923年，杨虎城部参加国民军。1926年，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城池八个月。陕西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有力地策应了南方北伐战争。1930年该部编为十七路军，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1931年，孙蔚如将军受任甘肃宣慰使，率部督师兰州，消灭了盘踞甘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残部，平定了震动全国的西北危机。曾两次驻军平凉，震慑西北。并建议蒋委员长整理新疆，巩固边防。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时，不愿打内战的孙蔚如将军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并为补给红军建立了有名的川陕红色交通线。1936年中央红军进驻陕北时，他托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孙作宾同志致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毛主席在回信中谈到：“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国仇，甚感甚佩……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防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须……”孙蔚如将军与毛主席的这次对话，为此后发生的“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期间，孙蔚如将军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抗绥第一军团军团长等职。孙将军以他在西北军中军事政治的重要地位，对事变的发生和发展，以至于事变后协调各方关系、巩固西安事变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后，孙蔚如成为杨部的统帅人物，集三十八军军长与陕西省政府主席于一身。他以省主席身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动员和唤起民众抗日。在此期间，他数次直面蒋介石，请求释放杨虎城将军。

“七七”事变发生后，孙蔚如将军主动请缨，即派部下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等战役，以重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寇。当日军进逼潼关时，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弃城而去。孙蔚如及时在西安各界集会上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发表讲话，引证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并发出“守土抗战”通令。1938年7月，他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以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之职，亲率赵寿山之三十八军、李兴中之九十六军三万关中子弟东渡黄河，对日作战。同年11月，孙部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守晋中南一线，在三百里长的中条山筑起钢铁防线，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在中条山的抗日战场上，孙将军横刀立马，把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堵在潼关之外，不仅使企图进入关中、进而侵占西北的日本侵略者美梦破灭，而且打得日军伤亡惨败，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

蒋介石曾称孙蔚如为儒将。孙将军在《抗战歌》中留下了千古诗篇：“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渡榆关。”显示着将军的凛然壮气。此外，孙将军还策应了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挫败了日军渡河西进的企图，使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北地区免受日寇铁蹄践踏。

1940年冬，孙部移防中原，牵制日军南下，在收复郑州和豫西会战中屡建战功。特别是“六·六”战役和“四·一七”战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中外瞠目结舌。凡孙部所到之处，军纪严明，体恤民情。尽管“杂牌军”军需供给有限，所部亦能节衣缩食，赈济灾民，得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孙蔚如将军“兵附于民”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1944年秋，孙蔚如受训于重庆民国将官培训班。

1945年7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军衔。同年8月20日，受国民党中央之委任，作为中国政府洽降代表成员，飞抵湖南芷江，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日寇投降时，他作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第六战区受降事宜。至今武汉中山公园内还有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受降碑：“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并接受伪军9万余，军事单位360多个。

1946年9月20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支部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是中共中央对十七路军的历史结论，也是对继杨虎城之后的统帅孙蔚如将军的极高赞许。

抗战胜利后，孙蔚如将军先后荣获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二战金质自由勋章、首批抗战胜利勋章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辗转杭州、上海，毅然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要求。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下，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建立后，孙蔚如曾担任民革陕西省主任委员、陕西省副省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陕西精神”丛书之一《宽厚包容的陕西人》这样评价孙蔚如将军：“孙蔚如将军一生尽忠报国、光明磊落、刚正耿直。拳拳之心始终和着国家和民族的脉搏而跳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更难的是，这样一个铁肩道义的硬汉，这样一个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常胜将军，面对血腥却不改其宽厚包容的人文情怀，并以这种胸怀给革命创造了发展的空间，给抗战的军民注入了精诚团结、视死如归的勇气。”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将军病逝于西安，享年85岁。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

早年经历

孙蔚如，1896年1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咸宁县豁口村(今属西安市灞桥区)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博览新书，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他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1911年10月20日，陕西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孙蔚如曾协同革命士兵进攻西安城内旗兵。1913年他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课员。1916年他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护法旗帜，陕西革命党人起义响应，组织陕西靖国军。孙蔚如立即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第1营任连长，参加了配合南方的护法战争。在反击北洋军阀八省军队的围攻战役中，他率领四排兵力，以少胜多，重创甘军陆洪涛部喻升一标(相当一团)。1921年，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军阀改编，唯一坚持革命旗帜的只有杨虎城部，孙蔚如乃于次年转入杨部任第5营营附，旋任营长。杨、孙二人遂义结金兰，誓同患难。孙初入杨部，即参加了在干县铁佛寺伏击甘军陆洪涛部的战斗，获步枪千余支，子弹60余万发，军声大振。随后，在马嵬、武功附近，与直系军阀激战二十余日，立下战功，因两臂负伤而留医凤翔。杨部因军阀部队大举来攻，形势严重。杨虎城与于右任商议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请示孙中山”，杨虎城“率队北赴沙陀国(指陕北)”，暂依地方实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训休养。

孙蔚如未及伤愈，即东出潼关，经河南，拜谒岳武穆庙。樊钟秀约他南下广东革命，他表示，由于与虎城的友谊，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愿在北方与杨一起革命。随后他赴北平，再行治伤手术，于1923年初到陕北会合杨部。

杨部到达陕北后，缩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防靖、安、定三边地区。因杨虎城养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团长。李为人忠厚而才疏，应付局面颇感力绌。孙蔚如回来后，受命为中校团附，着手训练部伍，提高士气；剿灭土匪，以利商贾；铲除盐政积弊，便利人民吃盐；开办小学五所，提高汉蒙人民文化水平；开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干部。教导队于1923年春开办，孙着重招收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并聘请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受过正规军校训练的人作教官，培养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孙自兼队长。吴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当时招考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骨干力量。杨虎城军中向有“测、保、教”是骨干的说法，即指其军官中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安边教导队出身的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边教导队的开办，形成了杨部“自力更生”培训军官的传统。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杨虎城起而响应，部队改编为陕北国民军，杨为总指挥，孙为参谋长，并兼教导营(由教导队扩编而成)营长、第2游击支队司令。是年冬，杨部挥师南下，又改编为国民军第3军(军长孙岳)第3师，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对北洋军阀作战。1925年春，国民军向大荔、朝邑、郃阳、澄城、韩城一带的刘镇华镇嵩军的帮凶麻振武部发起攻击，收复郃阳、韩城两县，配合了国民第2军在豫西击溃刘镇华军的斗争。是年夏，在千阳、陇县地区接连击败北洋系甘军孔繁锦部；为接应国民军第3军入陕，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在凤翔重创吴部第7师。

1926年春，吴佩孚北连奉张夹击国民军，国民军第2军在河南失败，吴佩孚又指使河南刘镇华、陕西吴新田、甘肃孔繁锦三支军阀部队号称“十万之众”，欲一举攻占长安。北方革命形势顿形紧张。陕军联合御敌，以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部共同坚守西安。坚守西安之役自4月开始。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部队坚守城池，孙部守东北城隅，为最接近敌军之处，是敌军攻城之重点。围城期间，大小战斗，日辄数起。围城后期，斗争更为艰苦，军民几乎断炊，以油渣、谷糠、榆树皮为食，渐亦不继，每日饿毙者数十人以至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孙部仍然坚守阵地。一位绅士曾对孙蔚如说：“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孙应声怒斥：“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没说话。现在轮到李先生头上了，就不情愿了?”有一次，刘镇华部在城东北角外数百公尺处，一夜筑起炮台两座，高出城表，并以重赏为诱饵，纠合著名悍匪组成攻城肉搏队，以炮火配合，妄图一举攻破西安。孙蔚如守城一整夜刚下城墙休息，闻讯后又迅速登城接战。原守军一连人仅余官兵三人，来援之军也已伤亡过半，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孙指挥官兵英勇抗击，始将敌击退。是役惨烈搏斗7小时，伤亡甚重，孙之14名勤务兵伤亡11人，城角有一楼被摧毁无余，只剩一堆瓦砾。就这样，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达8个多月，直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11月来援，才解围。是役，世称“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战争。

1927年春，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0军，孙蔚如任军参谋长，后调任第2师副师长代理师长，部队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5月，第10军在归德协同友军与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部展开豫东会战。孙在程大庄一役，仅以步兵1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中，他三面被敌包围，仍坚守不退，沉着应战，予敌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为总部争得了时间。豫东会战，杨虎城部损伤很大，在归德孤立无援，乃脱离战场，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带整训。

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本养病。此时杨部正处于困难时期，编制、军饷两无着落，又夹于各派军阀之间形如垒卵，如果应付不当，部队前途将不堪设想。杨在出国前，对派谁代掌军务的问题，经反复考虑，终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因此，委托孙对内代行军务。在这期间，孙蔚如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坚决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许多共产党人来到第10军开展工作。孙蔚如在砀山驻地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1929年2月，暂编21师集结临沂，奉命剿灭盘踞胶东多年的刘桂棠(即刘黑七)、顾震两股惯匪。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武勉之、韩寅生、张自强、赵寿山、段象武各团，在莒县、诸城、日照、安丘一带，仅8天时间，就将土匪万余人彻底肃清，使胶济铁路以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是年4月，杨部又离冯附蒋，改为新编第14师，旋又改为陆军第17师，孙仍任旅长。9月，杨部奉蒋令移防南阳，即卷入新军阀混战的旋涡。是年冬，孙率部在内乡、淅川等地，神速奇袭冯玉祥军之刘汝明部，获得蒋介石的嘉奖。在军阀混战中，他心境不快，在养病卧龙岗时，面对战乱不已的分裂局面，发出了切盼跳出混战旋涡的心声，作七绝诗一首：二竖无端苦相侵，龙岗高卧度春深。中原板荡应如昨，犹忆先生梁父吟。

在这期间，杨虎城在南阳举办教导队，杨自兼大队长，委孙为副大队长，负责实际工作。该队的共产党人很多，各中队的主要军官，除一人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年初，该队的共产党员酝酿兵暴。事情败露后，孙把暴露的中共党员用卡车送走。他说：“我既反对右倾的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的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7月，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17路总指挥，负责攻打洛阳和潼关。杨派孙任南阳守备司令，任务是确保前线补给和后方安全。后因军情紧急，孙奉命率本旅和两个补充旅，协同其他部队，将抄杨虎城部后路的刘汝明部击溃。9月，他又带领部队参与攻打洛阳和潼关，乘胜进入关中。在西进途中，将撤往山西的冯系刘郁芬、吕秀文等部，截击于陕西省大荔一带，尽俘其众，而将刘、吕等两级军官及其眷属安全送走。入陕后，第17路军整编，孙任第17师师长。1931年春，孙蔚如令赵寿山旅将驻陕南之川系军阀刘存厚、田颂尧等部击败，底定陕南。

正当他准备在西北大有一番作为之时，蒋介石为了打压杨虎城势力，另派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调任孙蔚如为38军军长，免其宣慰使之职，移驻平凉，旋移天水。孙不甘心甘省政权为蒋控制，认为这是过河拆桥、排斥异己，一怒之下，电蒋大发牢骚，同时电召素以骁勇善战着称的98团团长王劲哉轻骑赶赴天水，以防不测。杨虎城见电后，认为关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遂令扣发。孙回西安见杨时，还意犹未平：“你们统治得太严了，一个军长连一个电报都发不出去！”1933年，蒋介石为了让嫡系部队控制甘肃，进一步挤压杨部势力，将38军调往陕南，与川军刘湘、田颂尧等部执行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并令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从侧背监视第17路军。

虽然战事频频，内争不已，孙蔚如一直关心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他在《平甘通电》中表示：“本阋墙外侮之心”，“恢复协力对外，以报仇雪耻，规复疆土。”12月10日控制兰州，稍事安顿后，即于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电第17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要求详细了解日本侵华情形及我国备战程度，并希望随时得知势态发展情况：“自暴日强占东省，举国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齿、灭此朝食、咸具决心。……究竟暴日逞凶情形，及我方备战程度若何，请为祥示，并将讨日消息，时时电知，至深切盼。”面对蒋介石对外奉行妥协，对内排除异己，继续进行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内心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救国大志，他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秘密计议，决心与革命力量联络，谋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孙蔚如是陕西省主席，第38军军长，他义无反顾地派出陕军主力第17师、第177师的529旅和教导团次第开赴华北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以重大牺牲迟滞了日军的军事进攻。其中第17师和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担任正面防守任务，与日寇血战9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529旅参加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得到战地指挥官卫立煌将军的五次嘉奖。由于敌强我弱，陕军付出重大牺牲，2700多人的教导团，伤亡2000多人。

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召孙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配合张、杨掌握全局。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1军团军团长。

12月25日，各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但陕西形势却异常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被扣，而将事变机动处置权交杨虎城。但杨虎城根本无法协调东北军的行动，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和战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主张和平解决而又具有实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杨虎城部也被蒋分化瓦解，孙蔚如成了杨虎城手下最具实力的高级将领。另外，蒋的嫡系部队源源开进陕西，压迫东北军和17路军，南京政府又逼迫杨虎城离军出国考察

。在这种情况下，孙蔚如虽对和议条件多有争执，但他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贯彻到底，主张和平解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内战再起。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孙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17路军被缩编为第38军，孙任军长，成为陕西省的军政主要领导人。他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费苦心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孙蔚如将军率杨虎城部请缨抗战，遂派赵寿山率17师、许权中率529旅、李振西率军教导团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忻口、旧关等战役，战功卓着、英勇顽强。这几支参战部队是陕军的精华，被蒋介石在战场上分割使用，置于其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的最前端，伤亡十分惨重，又不予补充供给，一时部队中悲观情绪严重。孙蔚如将军深知这是蒋介石为报西安事变之仇，借机消灭杨虎城部队。但是，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他率领陕西广大军民积极配合前线，掀起抗日支前的热潮。孙蔚如将军四处讲话，约谈记者，悼慰死伤官兵，鼓动抗日，勉励前方将士同仇敌恺，为民族尊严而战；其夫人会同杨虎城夫人带头捐款献物，慰劳前方将士；陕西各地纷纷响应，支前劳军活动此起彼应，陕军士气为之一振，空前高涨。

但是，蒋介石所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大部纪律松弛，一盘散沙，短短几个月里，几十万大军屡屡被日军挫败，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沦陷，日军进逼黄河。当时，统管西北5省军政要务的蒋介石嫡系西安行营一片惊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沮丧悲观，仓皇失措。他们声称日军武器精良，不可战胜，关中无法守卫，应当放弃。行营各文武高级官员携家带口分乘火车飞机，纷纷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一时间，西北抗战局势悲观，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在此危难之际，孙蔚如将军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数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历述黄河可守、关中可保、日军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报纸、电台和各种集会宣传鼓动坚决抗日、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孙蔚如将军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营总理纪念大会之机，面对西北各界人士，公开与西安行营的悲观论调唱对台戏，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愤然演说，力主坚守黄河河防，阻敌西犯。他在演说中引用南宋刘锜守顺昌的史实为例，表示既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誓与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说到做到，将38军留陕各部全部调入陕东河防一线，组织群众，武装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与日军决一死战。西北各界为之一振，蒋鼎文一伙被弄得羞愧难当，但也只好怀恨在心、缄默不语，不敢再大事张扬后撤，西北抗日活动又日盛一日。不久，国民党中央调来援军，西北局势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改编为31军团，任孙蔚如为军团长，所属部队除被蒋鼎文扣下、以后再未归还的一个旅外，全部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第一线，以坚守中条山，保卫黄河安全为任务。蒋介石严令孙蔚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退过黄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将31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

晚年经历

1945年12月，他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6年，他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8年8月，他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初，他留在上海，未随国民政府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四届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民革陕西省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逝世。

参考资料

1.抗日名将孙蔚如将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