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南洋华侨企业家）

陈六使

南洋华侨企业家

南洋华人领袖、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企业家陈六使（1897-1972），原籍福建同安县集美村，幼年就读于集美小学，19岁随胞兄陈文确南渡马来亚谋生，在乡长陈嘉庚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调至新加坡橡胶工厂任文员学习买卖。1924年，27岁的陈六使已经熟谙橡胶技术及经营业务，遂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除橡胶外，陈六使投资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侨商领袖。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1924年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1983年《南洋商报》在新加坡政府的压力之下与另一大报《星洲日报》合并，即今天的《联合早报》。

人物简介

人物生平

1916年南来新加坡谋生，在陈嘉庚属下工厂工作。因年轻干练，工作认真，半年后升任谦益公司要职。在谦益工作了九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3年，与兄弟合资创设联和橡胶公司，不久辞去谦益工作，自创益和公司，自任总经理。大力发展树胶生意，在十多年内，成为星马树胶界钜子。业务扩展至全马来亚各地、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后又与兄弟开设协和树胶有限公司，亚洲联合企业公司，马来亚纸制品厂，合众纸厂，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石水泥有限公司等，已成为东南亚区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五十年代事业鼎盛时期，因树胶价格猛涨，获利甚丰。

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马来亚(当时是马新一家)是“吾人之故乡”，从而开启了华人在居住地落地生根的新时代。1950年，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及福建会馆主席。在中华总商会会长任内，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利益和列华文为官方语文。在任福建会馆时期，对福建会馆属下各学校即道南、爱同、光华、南侨、崇福都扩建了或新建了校舍。他同时也经常捐助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教育费。1950年，当马来亚大学成立时，他独捐叻币三十万元，可见他不仅支持华文教育，对英文教育也一视同仁。在五、六十年代他曾捐献各种语文学校的建校费用。1957年，又捐献五十万铢给曼谷福建会馆作为发展侨校的基金。

陈六使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倡议和创办了南洋大学，并捐献叻币伍佰万元作为建校基金。同时又以福建会馆主席身份捐献了五百二十三英亩在裕廊路地段的云南园作为南洋大学的校园。1953年，效法陈嘉庚先生办学义举，创办中国以外地区（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并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以此受到侨界的尊敬。

从1953年至1963年，陈六使不辞劳苦，担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南大创校之中，对校舍的建筑，师资的聘任，科研仪器，图书资料，学生的福利，大学的学位等都付出了心血。南洋大学自1956年开课至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止以作育英才25年，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毕业生。但因陈六使亲共爱华的立场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更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

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第二天，新政府就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他一手创办的南洋大学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断受到官方的打压，终于在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海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就此不复存在，退出历史舞台，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评价

陈六使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对兴办高等教育起了先导影响。1961年成立的义安学院设有中文系。1962年分家后的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吉隆坡）亦有中文系。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1992年，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成立，以及马来西亚华社倡议设立独立大学，虽不成功，但最后即成功地开办了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到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受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影响。

陈六使于1972年逝世，享年七十六岁。1974年陈六使铜像安置在南洋大学（简称南大）校园，俾供世人瞻仰。同年设立了“陈六使奖学基金”。1998年，在南大又设立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邀请杰出学者前来南大讲学。1997年12月，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以纪念他对南洋大学和本地教育的贡献。近年，世界范围的13个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呼吁新加坡政府为陈六使平反昭雪，承认他对新加坡的历史贡献。

纪念活动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在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伸的东南亚、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

2012年9月11日，是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逝世40周年。

从中国乡下的贫农到东南亚社会的富商，从半途辍学的小学生到栽培上万社会栋梁的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的一生与20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紧密相连。然而他生命中的荣辱，不在于商，而在于学，更在于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浮沉、南洋大学的起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环境的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南亚，需要陈六使、也排斥陈六使；需要华文大学、也排斥华文大学。东南亚是中国境外华人的最大集中地，该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蓬勃发展，纵使经历了日本统治的逆境，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也迅速复苏。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东南亚政治氛围的变异，华文教育的发展即跌入了回光返照的历史情境。

首先，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疏离导致该地区师源中断、华校生深造无门，华校需要应变，以求突破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南洋大学的所在地新加坡，华校小学一年级报读人数在四大语文源流（华、英、巫、印）小学中占据的百分比正在持续下降，华文教育前景暗淡。其次，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两大因素尤不可忽略，一为客观因素——历史遗留与现实格局交织下的政治与教育纠葛，一为主观因素——主角人物的办学认知、行事作风和政治敏感度。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南洋大学长期面对的困扰。陈六使带领的华人社会，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可以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和当地人才的栽培做出贡献；而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坚称种族和谐和国家建构将因此受到破坏。后者甚至再三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南洋大学捆绑在一起。为了消解政治疑虑，也为了大学健康发展，陈六使一再强调校内师生不可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客观的发展由不得陈六使，南洋大学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缠绕。当政府以大学改制作为资助经费的条件时，学生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并且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的大选是抗争的高潮，陈六使、学生会和南大生，都陷入政治泥沼。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政府褫夺。第二年，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了14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是个成功的商人，魄力、胆识、经验、机遇等使他在商场上脱颖而出。商而优则办学，是一般华社领袖必经之路。但是，一个小学都没完成的商人，在冷战时期于中国境外办华文大学，还要亲自处理校务、跟学者打交道、跟政治人物较劲，谈何容易？而他身边的幕僚，也同样缺乏办大学的相关经验。当陈六使将自己的经商理念和行事风格转移到南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上，许多问题就产生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跟首任校长林语堂的矛盾。他为了成功聘请到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林语 堂，一再应承对方提出的有关“钱”与“权”的条件。但是，林语堂南来后不久，双方就为了两千万元办学经费没能筹足、校长与校董职权无法划分而发生争执，内耗了将近半年，最终不欢而散。这场纷争对草创时期的大学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之后行政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再一个重要例子是陈六使对大学学位的认知。他没能及早认识到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政府以此为“杀手锏”来左右大学发展的意图。他错过了在马绍尔政府时期——大学与政府的蜜月期——争取学位承认的良机，终使学位问题后来成为大学与劳工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争执的焦点。

历史的一页空白等待填补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但陈六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过了，展示了成功商人的果断和气魄，以及企业家敢于冒险的胆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林语堂曾说过：“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没有陈六使”。我们不禁要问：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如果没有陈六使，会有另一位华人领袖率众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吗？或者，如果50年代没有南洋大学，60年代会有可能出现一所华文大学吗？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做出一些假设，有助于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而且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内，协助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根据统计，南洋大学前八届（即1960年至1967年，政府在1968年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3324名毕业生中，就有414位（12.6%）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即210人获博士学位，204人获硕士学位，其中超过80%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受聘为教学人员或研究人员。对于一所新办的、民办的华文大学来说，这确实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在东西方冷战的时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伸的东南亚、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陈六使个人的办学理念与认知，以及商人的行事作风，对一所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利如何？弊如何？陈六使与林语堂之间的冲突、陈六使与新加坡政府的博弈，双方的得失何在？是非何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产生了大批受挫、受伤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也为新马两地的国家和华人社会培养了许许多多各领域的人才，并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历史应该如何给他公正的评价？

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迄今已六十载。他一直活在南洋大学校友们的心中，也时而会出现在校友们的笔下。一些学者（校友或非校友）也尝试从某一角度，论析他的商业成就，或国家认同，或教育贡献。至于聚焦于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着作，虽有几篇文章陆续出炉，但学术专着几乎等于零。这一现象，跟创办厦门大学的新加坡先贤——陈嘉庚比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政治忌讳造成？还是感情纠结所致？抑或是史料缺乏的结果？无论如何，历史空白的那一页，正等待着学者来填补。就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即将出版利亮时的专着——《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以此作为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的一份献礼。本文即摘自笔者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之前半部，先行一步发表，借此缅怀离开我们整四十年的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

参考资料

1.陈六使其人与南洋大学·集美大学诚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