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故里（湖北省4A景区）

1、文化雕塑壁：位于景区入口。为展现人类在蒙昧时代的混沌的文化墙，在石板上雕刻几何抽象图案的浮雕。

2、照壁：位于景区入口。照壁正面是中国书法协会原主席沈鹏先生题写的“炎帝神农故里”

3、烈山湖水库：总库容5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00亩，为炎帝神农烈山风景区提供18万平方米的水面面积。

4、九拱桥：全长117米，横跨烈山湖，将景区入口和神农大殿相衔接。以九为模数进行设计，桥身由九个券洞组成，桥上栏杆间跨度和引桥长度也采用九的倍数。拱桥主桥入口、栏杆、柱头图案花纹等，采用古朴、庄重、浑厚风格造型以表现太古时代的人文精神。桥面铺装采用花岗岩火烧板，桥身及拱圈镶面采用白砂岩蘑菇石。栏杆采用汉白玉栏杆。

5、华夏始祖门：位于核心景区中轴线，九拱桥及圣火广场之间。主门高6米，侧门高4米，借鉴汉代早期门阙合一的形制，斗拱加以简化变幻，通过高矮区别突出主体，‘华祖”‘农宗”门上雕刻图案反映早期炎帝农耕时代的风情，采用青石材质，造型古朴大气。

6、圣火台：取材于古籍记载’因以火德王，以火名官，故曰炎帝，由中国美术学院于小平教授设计。

7、石灯笼：位于齐步登天台两侧。登天台共7段，每段7步。石灯笼选用福建产上等石材，整块石材雕刻，内部楼空放置灯管，灯笼上侧用篆书刻有民族称呼，56个石灯笼代表56个民族。

8、盛世和谐鼎：鼎位于登天台和谒祖广场的连接处。采用青钢铸造。

9、七步登天台：阶梯宽18米，共7*7=49节阶梯。

10、谒祖广场：广场长117米，宽117米，为正方形。面积13689㎡，9的倍数。采用福建产上等花岗岩铺装，可同时容纳2万人参加拜祖活动。

11、八大功绩柱：八大功绩柱采用产自福建的编号606优质花岗岩雕刻而成，高9、9米，直径1、27米，九九之数，示意炎帝在华夏民族文明发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八大功绩柱以图腾柱的形式分布组成一组雕塑，用写实的手法，生动的画面，通过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充分体现炎帝在华夏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丰功伟绩，西侧从南到北依次为：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合榭而居，安居乐业；治麻为布，首创纺织；首创农耕，发明种植；东侧从南到北依次为：日中为市，首创交易；作陶为器，冶制为斧；遍尝百草，发明医药；首创耒耜，教民耕耘；分列展开一组充满诗意的画卷，富有灵巧的装饰效果，又不失庄重大方的雕塑意味。顶部雕刻盘龙和玉琮，龙是华夏民族图腾的象征。设立八大功绩柱雕塑，意在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对重拾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必将激历我们承先启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2、钟鼓楼：位于神农大殿拜祖台两侧，层层叠色，体现出荆楚文化韵味。楼内分置铜钟和皮敢，晨钟暮鼓与万法寺遥遭呼应。

13、炎帝神农大殿：提取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建筑形象。采用庑殿顶，三重檐，高台基的建筑形制，这些均是对早期楚汉高台建筑大尺度的空间技术方法和早期大空间的建筑空间组合的运用和提炼。大殿面阔9间。当心间10.8米高石券门直达二重檐，既是炎帝时期穴居生活和神农洞的象征，又有早期古朴自然的建筑技术风格隐喻；三重花岗岩台基体现炎帝神农的始祖地位；展现历史上荆楚地区高台建筑的地域建筑风格。大殿两边的钟鼓楼以简练的石亭形制，小巧的尺度，以衬托大殿的雄伟壮阔并在立面构图上与大殿在视觉上形成稳定的三角形。神农大殿建筑平面柱网采用面阔九间，以反映历史上荆楚以九为尊地方文化内涵，同时也隐喻炎帝神农故里九龙山的含意。在平面布局上由内外两圈石柱围合而成,外圈柱36根，象征36天罡，在入口处四颗方形石墩柱上分别雕有炎帝神农画像及图腾，一方面隐喻着四个季节及炎帝恩泽华夏大地，另一方面是对楚汉建筑特有建筑形式的抽象再现。炎帝大殿外廊的36根柱子，通高9.9米，全部采用整体花岗岩中间钻孔，与整体石制柱础安装定位后再现场浇注钢筋混凝土柱，高超的施工难度和施工技术确保了无缝石柱的高度整体性和雄浑效果，显示出恢宏无以伦比的气势。1.5米的坐斗拱采用整石砌筑与混凝土梁插连接，以模仿传统建筑的榫卯结构。石门为了保证永固耐用和古朴雄厚的气势，没用采用传统的石材干挂形式，而是通过20公分厚的花岗岩砌筑而成。二三重檐之间运用传统建筑抱厅的处理方法，形成高侧窗，解决了大进深室内采光要求，也通过从屋顶头下来的光线处理，为大殿平添了神秘浪漫的气质.大殿外廊尺寸46.8M*36.8M，内壁尺寸37.2M*27.2M。大殿内墙裙将布置展现神农功绩的石材浮雕，大殿顶部为长方形，刻有祥云浮雕。

14、神农塑像：由中国美院教授根据1987年周共、王德樵带回的画像为蓝本设计，雕像高九十五尺，寓九五至尊之意。神农凝视前方，双目有神，慈祥中不失威严。

15、旭日曰、弯月湖：分别位于谒祖广场的东西两侧，和谒祖广插、环形树阵共同构建了一个“天圆地方、日月同辉”的景观。旭日园外圆路宽3.6米，半径24.5米；内圆路宽4.6米，半径9米；八卦园半径3.6米。弯月湖位于炎帝神农大殿西南侧。占地面积约四千平方米，湖内水容量约为2万方。

16、万法寺：万法寺位于烈山的耕耘山山巅，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是随州古代名刹、佛教胜地之一，有“百川汇海，万法朝宗”之誉。万法寺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经历朝历代复修扩建，原寺已拆毁。为发展风景区的旅游事业，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已于1991年重阳节按照历史原貌修复了万法寺的“大雄宝殿”等殿堂，完成了第一期工程。2009年，根据景区统一建筑风格，进行再次整修。万法寺由山门、大雄宝殿和两廊偏殿组成。山门口雄立着一对白狮。正面是大雄宝殿，两边朝廊也都供有神像，姿态各异，形象逼真。

17、功德殿古建筑群：此组建筑是由清华大学徐伯安教授主持专家组设计的一组秦汉风格建筑群，高大雄伟，外观威严、庄重。整体占地面积10320平方米，建设面积2466平方米，由日月门、天门、碑苑和功德殿组成，它是景区重要景点之一。用于集中展示炎帝神农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神农井位于功德殿中心广插，为烈山九井之一。

18、神农碑：明代万历丁丑年(公元1577年)随州知州阳存愚立。碑高2米，宽1米，重数吨，距今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安徽桐城诗人何松涛赞道：“九烈山粱挺巨碑，民族伟树根可追。纵然风雨沧桑变，也教炎黄儿女归。七字凝结四海意，一石绽放五洲眉。神农灵在应堪慰，仰赖阳翁寸草晖。”

19、神农洞：相传炎帝神农诞生之地。

20、神农泉：位于炎帝神农大殿西南侧。传说炎帝神农诞生时，天崩地裂，九井自穿，九山相连（即汲一井水，八井皆动，一山抛鞭九山应），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由此而来。随着时间流逝，九井现存一井，，即为神农泉的所在之处。

21、神农纪念馆：由门厅、神农生平展厅、祭祀活动展厅、五姓宗亲会馆、书法展厅、神农座像联合组成。

在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一段文字中只提炎帝或只提神农，对炎帝与神农的关系则避而不谈，如《周易·系辞下传》、《庄子·盗跖》、《商君书·画策》、《国语·晋语》、《新书·制不定》、《淮南子·兵略训)、《礼记·祭法》、《史记·三皇本纪》唐司马贞补。、《荆楚岁时记》、《括地志》等；二是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和炎帝，虽说未言明二者关系，但在用词含义中似非一人，如《史记·封禅书》；三是将炎帝神农与烈山氏或曰厉山氏视为一人，如《世本·帝系》、《礼记·祭法》郑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国语·晋语》韦注和《帝王世纪》等。那么，炎帝和神农氏及其与烈山氏究竟是否同一个人?我们认为对此很难笼统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个“历时性”的问题。

任何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记录着他们祖先的业绩，总结了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寄托着他们的期望和理想，情节虽则离奇，然而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价值和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血统相近和居处相邻的若干原始民族，往往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神话和传说，异源的原始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随着异源的神话和传说的融合。任何神话和传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空间上的移徙与分歧和时间上的演进与变异。因此，对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不可拘泥于一地之言、一时之见，而必须作多向的、动态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历时性”。

虽然在一段文字中同时提到神农与炎帝并排出二者先后顺序的文献仅此一见，但这条材料毕竟为我们探讨神农与炎帝的关系提供了主要证据。此外，如前面提到过的文献记载神农、炎帝三种情况的另外两种情况也提供了佐证。因为如果神农与炎帝从来都是一人，为何先秦典籍毫无所载，而所载者皆为汉魏以降学者的注疏?

不过，我们考证早期神农与炎帝并非一人，为的是正本清源，并不意味着完全排除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乃至有过合一的历史。相反，我们认为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情况是汉魏以降不少学者将神农与炎帝视为一人，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从主观方面看，神农与炎帝都同农耕有关，他们既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又是其首领的名号。神农氏的主要贡献在于“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系辞下传》，即发明农耕。而远古时期农耕对天文历象的依赖性非常大，作为“以火名官”的炎帝《史记·三皇本纪》，在天文历象方面显然要高出一筹。加之炎帝部落广泛散居于黄河中游和汉水流域，地广人众，虽较神农部落晚起，却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包括神农部落于其中的部落联盟，炎帝也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身号”《世本·帝系》。但神农部落毕竟兴起较早，对农业的贡献较大，因而成为这个部落联盟的“代号”?或“世号”《潜夫论·五德志》。“神农——炎帝”或“炎帝神农氏”在世人的心目中不仅融为一体，而且成为世袭性称号。从民族学角度上说，氏族、部落首领称号的世袭性是自然的或普遍的。例如从亚洲华北平原迁徙到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内，“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领就职之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从客观方面看，炎帝与神农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共处、同尊、合并三个阶段。张正明：《炎帝杂论》，《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有关的古帝不得不按五行学说各就各位。《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为黄色，黄帝是正称；南方为赤色，因而炎帝别称赤帝。五行学说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之后，原来居于南方的神农便与炎帝为伍。这是第一阶段——共处。

随着周朝的建立，周人陆续东迁。奉炎帝为始祖的姜姓周人除小部在齐国外，多数被周朝派到淮、汉之间，让他们镇守南方。少数姜姓的周人留在关中的东部和中原的西部，势力分散，不为诸侯所重。由此，关于炎帝的神话和传说在淮、汉之间流行起来，在关中反而不大流行了。南迁到汉水中游北部的姜姓周人崇奉炎帝，原住在那个地区的土著楚蛮崇奉神农，久而久之，相互影响，前者也崇奉神农，而后者也崇奉炎帝了。这是第二阶段——同尊。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席卷淮、汉诸侯，所有南迁的姜姓周人都成为楚国的臣民，而且，同楚蛮一起，逐渐与楚人融合了。先前本已难截然分开的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位部落首领，终于化成一位古帝——炎帝神农氏了。这是第三阶段——合并。

上述合二而一的过程，大致完成于秦汉之际。因此，“炎帝神农氏”这个称号始见于成书于秦汉之际的《世本·帝系》。大局初定，一时还不易得到公众普遍认可。因此，连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涉及炎帝与神农的关系时也表达得含蓄而委婉。《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坂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在这里，司马迁既说“神农氏世衰”，不能征伐暴虐百姓的诸侯，却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岂不是说炎帝与神农并非同一个人?清人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即提出如此质疑：“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后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后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然而，崔述却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史记·五帝本纪》这则材料的最后部分，恰好否定了他的意见。司马迁说，黄帝在坂泉战胜了炎帝，又在涿鹿擒杀了尤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被代替者“神农氏”即被战胜者“炎帝”，说明司马迁在潜意识中是将炎帝与神农氏视为一体的。当然，这个神农氏决不是始作耒耜、教民农耕的神农，而是其后裔中与炎帝同时且共为一部落联盟者吴量恺：《神农氏的兴起与炎帝文化的效应》，《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约从两汉之际起，公众才一致认为炎帝即神农了。

先秦典籍视神农与炎帝为二，固然有诸多因素，但那时神农与炎帝合二而一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形成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神农别号烈山，对此，史家无异议。“烈山”始见于《国语》和《左传》，似乎比“神农”早出，或许是神农氏的古称。《国语·鲁语》记春秋初年鲁国大夫展禽的话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春秋末年晋国太史蔡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大约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祭法》几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话，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改为“厉山氏”，把“其子曰柱”改为“其子曰农”。其原文为：“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对于《礼记·祭法》改“烈山氏”为“厉山氏”，东汉郑玄在注中作了说明。他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汉书·古今人表》

作“列山氏”。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实际上，“烈”、“列”、“厉”三字上古均为月部来纽入声，王力拟音为[liat]王力：《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读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王逸注：“厉，烈也。”《诗经》“垂带而厉”，郑玄注：“厉字当作烈。”汉《郊祀歌》“体容与，万里”，晋灼注：“世，古列字。”师古注：“世读与厉同。”可见，说厉山氏、列山氏就是烈山氏，是完全正确的。徐扬杰：《炎帝神农氏在中国史前传说中的地位》，罗运环：《战国农家学派与神农及神农故里》，均载《炎帝与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于《礼记·祭法》改“柱”为“农”，唐孔颖达作疏时作了解释。他说：“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者，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这就是说，“柱”也好，“农”也好，都是神农之名，其名虽异，其实则同。有的学者认为，柱，就是田主的“主”，它是由最早的农业工具——点种用的尖头木棒演化而成的孙常叙：《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据《周礼·大司徒》记载，古代祈年要祭祀主稼穑的神，称田祖或先啬，始耕田者，为此在社稷坛周围“树之田主”，也就是立木主作为田神的象征。点种棒是最早的农业工具，早期农业阶段正是在它的帮助下使沉睡的种子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因而产生了对工具的崇拜，点种棒成了祭典中主稼穑之神的标志——木主，即柱。所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传说，记载的是原始农业脱胎于采集狩猎的历史。处于农业前夕的澳大利亚人不仅常用火猎，而且还会利用袋鼠喜食雨后或山火后新生嫩草的认识，组织专门的捕猎。

由于神农与炎帝有时代早晚之别，所以在探讨其生地时也宜将二者分开。至于炎帝神农氏合一后的生地，则另当别论。

(一)神农生地

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分析，神农生于烈山。《国语·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礼记·祭法》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前文已充分论证烈山氏、列山氏、厉山氏实为一人，其子柱或农即神农。烈山，很可能就是神农之先辈也可说是第一代神农放火烧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总之神农起于烈山已无疑问。

唐代萧德言所编《括地志》记载：“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唐代后期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志》记载：“随县，本汉旧县，属南阳郡。即随国城也，历代不改。……厉山，亦名烈山，在县北一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记载：“随州：神农庙，在厉乡村。”

南宋罗泌《路史》记载：“神农井在赖山(即厉山)，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人不敢触。今惟一穴，大木旁荫，即其处立社。”

清代章学诚主持编纂的《湖北通志·舆地志》记载：“厉乡，在州北，今名厉山店。……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

上述记载无一例外地表明，神农生于厉山，厉山位于今随州北。神农生于随州厉山一说代代相因，众口一词，足证不谬。

虽说炎帝神农氏合一的史实形成于远古，但合一的观念至秦汉之际方才形成。

最早指出炎帝神农氏生地的学者，是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郑玄根据《国语·鲁语》中展禽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关于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论，参之以秦汉之际炎帝与神农合一的定说，在为《礼记·祭法》的类似记载作注时，将厉山氏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视为一人：“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郑玄以为烈山氏(神农氏)同炎帝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处。时隔不久，三国时吴韦昭率先响应郑说。他在为《国语·鲁语》展禽的话作注时说：“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礼(记)·祭法》以烈山为厉山也。”由于先秦典籍只有神农氏(烈山氏)生地的记载，未见炎帝生地的记载，以致郑玄、韦昭将炎帝神农合一后的生地定在烈山。

1987年11月，美籍华人周共、王德樵远渡重洋，寻根问祖，将保存在美国华冈博物馆的始祖炎帝神农画像赠送给厉山镇人民政府。

随州市自1991年开始，连年举办炎帝神农生辰庆典活动和炎帝神农文化节、节根节，进一步确立了炎帝神农故里不可撼动的地位。

1993年由湖北省文化交流协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襄樊市人民政府、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中国湖北烈山炎帝神农节”在随州市隆重举行开幕式。

2009年5月20日，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旅游局和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悼和3000余名中外嘉宾云集随州。

2009年起，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举办“华人寻根节”活动。

2020年5月18日，开通网络拜祖平台，为全球华人在网络空间拜祖祈福提供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