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韩国的农业改革运动）

新村运动

韩国的农业改革运动

新村运动是韩国政府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开展的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是以农民的亲身实践、政府扶持为主要形式的农业改革运动。旨在促使韩国国内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也使韩国开始走向富强之路。这项运动从1970年4月22日倡议，并于1971年开始正式推行，于1980年4月结束。由于计划推行得令，结果使计划早在1977年就已达到目标。

历史背景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人口密度很大。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一是国民的科技水平；二是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 ethic）水平。1945年韩国光复后,韩国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互相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加上社会不断动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运动发起

1970年4月22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全国地方行政长官参加的抗旱对策会议上发起了“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一系列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

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

运动经过

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新村指导员。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建设的重点变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等。

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

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责难。后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调整为民间自发。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政府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和技术等支持。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主要措施

激发村民投身新村运动。

1.以村为单位实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

每年2-3月，各村开展有计划的新村工作，由村总会研究决定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村开发委员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操作计划，如资金分配、劳动力安排，工作日程等，还要记录每天或每周的工作进度，并依此制定相关的措施，如动员村民补充劳动力，向政府通报信息，求得人财物支援和对策分析等，以保障新村开发项目按时完成。

2.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

新村运动中，政府在人财物的支援上，没有采取平均分配政策。而是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按级别进行分配。

3.实施村民监督制度。

新村运动中有，采取“一竿子到底”，所有的财物以村为单位申报领用，政府各部门不参与工程建设。政府每村只委派一个公务员具体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监督，政府把能否及时、准确无误地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物资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志，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每个公务员在新村工作中的政绩、水平有关。另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参与郡、面政府的有关决策会议，可以约见市长、郡守，并当面提出问题、批评与建议。

设立高效统一的新运动组织管理机构。

中央成立了“中央协议会”，直属内务部，并由内务部部长任议长，中央部委副部级官员但任议员。地方各级政府按中央模式，设立了相应的地方协议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

制定严格的新村运动建设管理制度。

韩国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科学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对象、内容、方法、信息分析，组织和反馈体系等都做出明确详实的规定。

实施农村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建设战略。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上，后来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发展多种经营，并积极推动农村保险、金融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各类培训来启发村民们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

强化对新村运动的教育与指导。

1972年，韩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修院，1990年，该院正式定名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中央研修院”。新村运动初期，新村教育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的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新村教育共培训了34.2万多人次。中央研修院通过新村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献身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骨干，为推动韩国加入世界发达、文明国家的行列做出了巨大贡献。

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又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自愿服务者是指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自发行动，无偿地提供自己的知识、能力或付出努力，志愿义务工作者主要来自大学教师、学生。这一活动并没有强求，而是学生自愿报名，学科主任推荐后，再申请具体的服务项目。从新村运动开始发起至今，历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会长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全国300万新村运动指导员（农村、城市等基层单位的运动骨干）也都是义务工作，没有报酬。

主要内容

三大精神

韩国在长期开展“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勤勉”“自助”“协作”的基本精神。“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美”和“善”，弘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弥补政府工作的疏漏和社会发展的盲区，疏解民众的不良情绪，以促进社会和谐。

主要成就

韩国曾经是世界上最穷的农业社会，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城乡关系和地区差异问题，从1962年至2002年的40年中，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国民总收入由196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4770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由87美元增加到10013美元，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汉江奇迹”，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万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生产设施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产业，实施区域开发、建设农产品流通批发市场，推进农村金融业发展、支持农民协同组织等多种措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农村中百户拥有彩电率123.6%、电冰箱105%、汽车20.9%、煤气炉100.4%、电话99.9%、计算计6.7%，新村运动在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首先是改善农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不少农民无偿让出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第二是改善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的是盖着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的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主动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第三是加快农村电气化建设。上世纪60年代末，在韩国农村只有20%的农户有电灯。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第四是改善农民饮水条件。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80年代，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第五是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推广"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发展阶段。水土条件相近的10至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新村运动的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人均收入137美元，到1978年，农户年人均收入649美元。韩国农民收入的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政府为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此外，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是“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践能力。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使命，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然而，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低，仍需政府的保护和扶持。1994年6月，由当时的金泳三总统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定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0世纪末，使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初实现农村现代化。

影响

相似

韩国于1970年代初开始进行新村运动，与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1.面临的问题基本相同。韩国在1960年代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1962年农户的年均收入是城市居民家庭的71%，而到1970年则下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这些人的年均收入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虽然远远不及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三农问题的症状与中国一样，都存在农民占人口比重过大、农业机械化程度低、鄙视和离弃农业农村的风气蔓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信等问题。

2.所处发展阶段基本相同。1962~1971年间，韩国实施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工业，扩大工业产品的出口，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均GNP从1960年的85美元增至1970年的257美元。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我国人均GDP已于2003年超过1000美元，也具有了以工哺农的能力。

3.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相近：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权威感召、学者广泛支持和参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办群众拥护。

4.都具有东方民族文化，如尊重长者、政府官员和学者，注重礼仪和社会秩序。

差异

指导思路上的差异

建国以来，如何确保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给，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农业问题，简化为农产品供给问题，很少考虑生产农产品的主体—农民的实际需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农产品价格、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减免农业税赋、实施种粮直补政策等等无不沿袭着这样的政策思维。单一的思维使我们的农村政策越走越窄，政府对农业生产调控能力越来越弱。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实践表明，解决农业问题，重点是解决农民的问题，通过实行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的综合开发建设，让农民安居乐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关心他们享受的福利水平，他们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满足社会需求。

农民参与程度的差异

农民的参与程度低是我国各项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程度低。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部门和专家为主体，农民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长期养成了依赖和漠不关心的习惯，各项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缺少政策承担载体。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组织化不断弱化，税费改革后，农民的分散化加快，农村出现管理真空，出现了“有事无人干，有人无事干”的尴尬现状；三是乡村政权改革滞后。乡镇政府职能取向错误，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管理职能，忽视了服务职能，强化了对乡村的控制，民间力量得不到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为单位实施各项政策，并推行竞争机制，真正让农民成为政府惠农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建设家乡和热情。各级政府工作重点用在协调、管理、监督方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管理体制

我国农业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后，虽进行了修修补补，但总体格局未作大的变革。我国农业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多头管理，职能交差，缺少统一协调管理的权威部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封锁、争权夺利现象突出。支农政策和资金由各个部门组织实施，部门利益难以打破，出现了农业管理官僚集团，财政支农中的重复建设、盲目投资、效益低下问题突出。

韩国政府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打破部门、行业界限，成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这一组织机构，统筹协调全国新村运动的各项工作，为新村运动有序、高效实施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启示

韩国政府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等给中国至少四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要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决不强行推行，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

要落实全面综合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涉及包括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等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纳入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整体进行综合建设和治理。应先从村庄改造、乡村道路等小型工程入手，建设村容整洁，生活便利的新农村，树立农民建设家乡的信心，进而推动农村自治管理；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树立勤劳节约、互助合作的民族优良传统。

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的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层次主要指乡村治理结构，宏观层次指县以上农村管理体制。微观的改革重点是推进村民自治和乡镇机构改革，大力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实现乡镇自治。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宏观层次的农村管理改革首先是合并职能，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涉农管理职能合并集中后由统一的部门来执行；其次是下放管理职权，最后要改变涉农管理中人员分布的“倒金字”塔型结构，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到基层和农村去。

要强化宣传和教育。新农村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动员城市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宣传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特别是要做好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指导工作，要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和设施，重点加强对农村中那些具有公益心、组织能力和开放性的农民骨干力量的培训。

参考资料

1.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合作经济机制分析及其启示·韩中文化协会

2.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合作经济机制分析及其启示·韩中文化协会

3.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合作经济机制分析及其启示·韩中文化协会

4.韩国“新村运动”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大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