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机关报）

红星报

中国工农红军机关报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省瑞金市创刊，一般为4开4版,有时出2版,或6到8版。有时单独发《号外》。1933年3月,改为32开本油印期刊，同年8月6日恢复原4开铅印报纸形式，同月，出版《红星副刊》。1935年8月停刊。

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地位相当于长征中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机关报，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红军长征史，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70年代末开始，研究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中，对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张爱萍老将军生前专门题写了“长征中的红星报”七个大字。

历史沿革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邓小平同志主编。这份办得很有特色的党报先后共有《列宁室》、《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俱乐部》和《红板》、《铁锤》、《法厅》等专栏和文艺副刊17个。其中的《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还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讨论。《法厅》副刊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还有《山歌》、《红军歌曲》等。《红星》报在邓小平同志的努力下，办得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的欢迎。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军民亲切地称《红星》报为“大无线电台”。

1934年8月1日，毛泽东为《红星》报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193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他在文章说: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九、十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的重要关键"。并暗示中央红军准备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

报刊版面

在瑞金出刊的3年中,办得丰富多采,通俗生动,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版面的编排有社论、要闻、专电、消息、前线通讯、战绩、捷报、国际时事等栏目。

报刊职能

《红星报》创刊号《《见面话》宣布担负的使命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组织机构

编辑部三五个人。邓小平主编，只有一个助手。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等审定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大部分社论出自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之手。署名文章有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洛甫、罗迈、朱德、聂荣臻、陈云、李富春、陈毅、彭德怀等人。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写了总结经验的重要通讯故事《吉安的占领》。通讯员有包括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者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萧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以及连队干部和战士500余人。

办刊特色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

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与邓小平

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

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

历史作用

参考资料

1.邓小平如何办好《红星报》·党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