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电影运动（电影文化改革）

左翼电影运动

电影文化改革

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各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为了摆脱困境，吸引观众，同时也由于广大电影工作者抗日爱国要求的影响，纷纷开始了“向左转”的趋向。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又称“新兴电影运动”。

背景介绍

1932年5月，明星公司在洪深的建议下，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阿英）三位左翼作家担任“编剧顾问”，并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编剧委员会；以后，又吸收了沈西苓、司徒慧敏、胡萍、王莹、陈凝秋等“左翼剧联”成员参加创作，率先开始“转变方向”。接着，联华、艺华等公司也相继起用了田汉、阳翰笙、聂耳、郑君里、金焰、王人美、舒绣文等左翼文艺工作者。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渐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左翼电影运动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围剿”。”这是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松散的群众组织，主要成员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洪深、王尘无、石凌鹤、于伶、柯灵、鲁思、唐纳、毛羽、舒湮、李之华、陈鲤庭等，它通过各种公开和合法的形式，并派人进入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如《申报》“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等担任编辑，团结了许多影评人，组成了一支坚强的影评队伍。

提出口号

在左翼电影运动之前，田汉、洪深、欧阳予倩、孙师毅（施谊）等少数新文艺工作者曾经做过一些努力，试图影响当时落后的电影创作。左翼文化运动的初期，鲁迅、瞿秋白等革命文艺领导人也在一些文章里对民族电影表示关怀和重视。鲁迅还于1930年初翻译介绍了日本左翼影评家岩崎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1930年前后展开的有声电影讨论中，夏衍、郑伯奇、冯乃超、洪灵菲等左翼作家积极发表意见，热情支持有声电影，推动和促使了明星、友联等公司于1931年摄制出《歌女红牡丹》、《虞美人》等中国第一批有声电影。

开展工作

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最近行动纲领》，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口号，并且要求左翼戏剧工作者兼顾电影运动，向电影阵地进军。这个纲领还明确规定了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的方向、方针、任务和策略，对以后兴起的左翼电影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夏衍等共产党人进入电影界之后，在当时负责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的指示下，“谨慎小心”地开展了夺取电影阵地的工作。当时制定的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是：

一、通过开展电影批评，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

二、从话剧界等向电影界输送新人，扩大阵地；

三、翻译和介绍苏联等外国进步电影理论和剧本，提高电影界的思想艺术水平。这几项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评工作。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影评人小组。”这是一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松散的群众组织，主要成员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洪深、王尘无、石凌鹤、于伶、柯灵、鲁思、唐纳、毛羽、舒湮、李之华、陈鲤庭等，它通过各种公开和合法的形式，并派人进入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如《申报》“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等担任编辑，团结了许多影评人，组成了一支坚强的影评队伍。

在左翼电影运动中，左翼影评工作开展得最早，持续得最久（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仍有不少人在“孤岛”坚持影评工作），斗争得也最激烈。它的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翻译、介绍苏联、日本等国外电影理论，开展理论讨论等活动，用先进的电影理论武装电影工作者；二是开展广泛多样的进步影评活动，在观众中形成了较强的号召力，扩大了左翼电影的影响；三是与国民党的反动电影及其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的反动辱华电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1934年与“软性电影”的大论战，显示了进步电影理论的强大威力。

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建立了由夏衍任组长，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革命意识

在电影创作上，从1933年3月夏衍与明星公司导演程步高合作，创造出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开始，左翼电影工作者以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帮助各电影公司提高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在几年内即拍摄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和较高艺术水平的电影作品。仅1933年全年出品的70多部故事片中，左翼电影和进步电影就有40多部。如《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铁板红泪录》、《香草美人》、《盐潮》、《姊妹花》、《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小玩意》、《民族存亡》和《中国海的怒潮》等。

即使过去专门出品武侠神怪电影的天一公司等，也在左翼电影的影响下，拍摄出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影片。1934年以后，国民党特务伙同租界帝国主义当局，采用审查删剪、暴力镇压甚至暗杀绑架等法西斯手段，加紧了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围剿”。但是，左翼电影工作者展开了韧性的战斗，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创造出了《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女儿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迷途的羔羊》、《夜半歌声》等几十部左翼进步电影，和《壮志凌云》、《狼山喋血记》等直接反映抗敌救国斗争的国防电影。

特别是由中共电影小组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虽然仅生存了不到两年，却拍摄出《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4部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成为左翼运动的坚强阵地。其中《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把声音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成功地运用了声画对位等有声电影技巧的影片。它的成就，表现了中国电影在声音处理上的艺术和技术进步。

艺术创新

左翼电影不仅有着革命的思想意识，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创新、突破的意义。这些影片多以人民大众为主要对象，面向社会和时代，在内容上“尽量利用大众的真生活”，并“拿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在形式上则强调“多动作，少对白”镜头画面简捷明快，质朴真挚，使银慕上充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真实而新鲜的时代生活气息和强烈而深刻的艺术力量。经过几年的创作实践，左翼电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革新了中国电影陈旧的面貌，因此受到各阶层观众的欢迎。

如由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在上海创造了首轮连映八十四天的票房纪录。这部影片还于1935年2月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同时，由于左翼作家的介入和影响，中国电影开始重视电影剧本的创作。在左翼电影之前，除洪深等少数人外，多数导演拍电影都没有剧本，拍摄时只凭“本事”（故事梗概）和“幕表”（即场景提示，如“相逢”、“离别”、“定情”等），靠现场的灵感和演员的即兴发挥，因此很难保证质量。由左翼电影运动形成的这种重视剧本创作的传统，对中国电影产生了极为深刻的重要的影响。左翼电影队伍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

遭受摧残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捣毁艺华公司摄影场等暴力事件，并散发了署名“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传单，威胁说：“各电影公司、电影院不得摄制、放映黄子布〈夏衍化名〉、陈渝〈田汉化名〉、金焰等人编、导、演的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影片，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同时，国民党政府强化了电影检查制度，许多左翼电影遭禁。以后，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人被捕，夏衍、钱杏邨等则被迫转入地下工作。

左翼电影运动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围剿”。但电影界进步人士并没有被吓倒，左翼电影队伍在斗争中日益强大。这支队伍中的人原来就在电影界工作，如蔡楚生、史东山、孙瑜、吴永刚、吴印咸、黄绍芬、吴蔚云等；其余大部分则是在左翼电影运动中，通过中共电影小组介绍，由文学、话剧、音乐、美术等方面转入电影界的。1933年“艺华事件”前后毅然参加电影工作的，有袁牧之、陈波儿、欧阳予倩、应云卫、赵丹、金山、白杨、陈白尘、安娥等。这支队伍的形成，改变了旧电影界的成分，推动了电影创作主流的进步，奠定了中国电影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运动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电影结束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进入相对沉寂的抗战阶段。左翼电影工作者兵分几路：大多数人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了大后方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其中一部分人又于1938年以后，陆续转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还有少数电影工作者，或者南下香港，在港澳地区开展抗战电影活动；或者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孤岛”时期以及沦陷时期的爱国斗争。

主要内容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正式通过，并在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它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始。

1932年5月，以夏衍为组长，由钱杏村、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人参加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

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加紧对左翼电影运动的迫害。左翼电影作者另组建电通影片公司。两年中摄制了《同仇》、《女儿经》、《船家女》、《渔光曲》、《桃李劫》、《自由神》等20余部优秀影片。其中《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1936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由左翼电影运动进入国防电影的新阶段。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