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列宁和斯大林早期的苏联外交部长，俄国贵族出身，懂六国语言，独身，喜欢莫扎特的钢琴，母系出自蒙古，他的外交重点在德国和亚洲，他签订了打破对苏维埃封锁的拉巴洛条约，在一年内使40多个国家承认了苏联，他帮助孙中山建立了黄埔军校，并坚持在外蒙古保持苏联驻军。后因病辞职。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早年生涯
贵族子弟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出生在坦波夫的他父母的一个庄园里。他的祖宗是由意大利迁来的——他们的姓是契切罗尼。在15世纪和16世纪以请夜询及稍后一个时期，意大利人常常被请到俄国来建筑教堂和宫殿，被请到宫廷去画像。他的母亲出身于纳雷什金家族。属于鞑靼人族系的纳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是彼得大帝的母亲。契柜泪键切林那稀疏的淡红黄色的胡须，他那下垂的小胡子和他那向外斜视的小眼睛，都使人回忆起他母亲的祖先是出身于鞑靼人。契切林穿上蒙古服装——他喜欢穿奇装异服——很像个可汗。契切林的父亲是沙皇外交部的一个小官员。1897年，儿子也进入了外交部，起初在档案室工甩连付作。这个职位对他很适合，因为他办事极其仔细认真，当他已经是一位人民委员时，时常闯入自己司机的办公室去检查发出的信封上写的地址，看是否有误，他用尖溜溜的高嗓音指出有的地址写错了。
转向革命对多种语言的了解帮助了他这位年轻的档案保管员。他是会得到提升的，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但是在沙皇机关所担任的职务吸引不住契切林。1904年时，他像几百个痛恨政府的残暴和无能的出身于中上社会阶层的其他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响应了社会理想主义和造反的召唤。他放弃了自己的庄园，辞去了担负的职务，迁移到了柏林去住。从柏林他又迁到了巴黎。在巴黎，他作为一位孟什维克，同法国的社会党进行了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一位布尔什维克。他住在伦敦时，对英国工党的反战一翼给予了帮助。因此他被关进了英国监狱的牢房。在11月7日革命后，战时内阁成员、工党领袖阿瑟·亨德森到牢房里去探望了他。托洛茨基要求释放契切林，并声明，只要契切林未被允许离开英国，我们就决不从俄国放走一个英国的居民。1918年1月3日，契切林离开了英国。在彼得格勒，契切林成了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副外交人民委员。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外长生涯
不幸的条约当时俄国奔辣内忧外患，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但德国要价很高，托洛茨基不愿接受德国的条件，列宁就提议由契切林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背着骂名在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列宁称这个不幸的条约为新的政权赢得了时间，因此对契切林大为赞扬，5月30日正式任命他为外长。
和睦邻邦1921年3月，苏俄同土耳其就经济交往达成了协议。尽管苏俄自己十分困难，还是无偿地向土耳其提供1000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1921年内，苏俄就已经付给土耳其政府650万金卢布，剩下的350万在1922年付清。战败后的巩探企估土耳其在困难时刻领会到了苏俄为了寻求友谊与和平的诚意。1921年8月28日，中国的孙中山先生给契切林的回信中，通知契切林自己担任了广东国民政府总统。1922年2月7日，应孙中山的请求，契切林直接负责安排对中国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支持: 援助国民革命军装备、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创立黄埔军校、派出驻中国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等。自1920年起，契切林成功地从睦邻关系国着手, 展开了团结邻邦的外交活动。在欧洲，7月12日苏维埃俄国同立陶宛，8月11日苏俄同拉脱维亚，10月12日苏俄同波兰，10月14日苏俄同芬兰都签订了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友好平等合作协约。1921年契切林在亚洲的采讲雅睦邻外交同样成功，2月26日苏俄同立陶宛，2月28日苏俄同阿富汗都签订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友好条约。
策划外蒙古自治1911年清朝灭亡后，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挑唆下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盘踞中俄边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同年6、7月，蒙古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解放库伦，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1921年7月27日，苏联外交机构负责人契切林在给刚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里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既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罗曼·冯·恩琴匪帮。要让他们知道：恩琴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事实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联红军非但没有从蒙古撤军，而且还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方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驻军变为合法化。这段时期内，有关外蒙古的政策问题，也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了不同驼嚷茅坑争论。如持反对意见的苏共外交界领导人越飞的说法，在外蒙古那里进行苏维埃革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越飞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区派驻苏联红军。越飞甚至气愤地向苏联的政策制定者发问：“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那样怜悯富有的蒙古封建主和神职人员？甚至为了讨好他们而甘愿冒险改变我们在远东、在世界的外交政策。”但是契切林并不接受越飞的观点。契切林坚信：“在蒙古地区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是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就那里的特殊情况而言，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也是蒙古人民企盼的大好事。”契切林认为：“目前实施的对外蒙古的政策正是为了蒙古与苏联的共同利益。要知道，蒙古人民在像盼望救星一样，盼望着我们的到来，尤其是给他们带去胜利的苏联红军。由于蒙古临时革命政府始终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中国军阀等作斗争，所以在广大的蒙古人民中间有着很深的革命根基。这个地域广阔、有着两百多万人口的国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当然，这个新生的政权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所有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革命军也只是处在初创阶段。正因为如此，蒙古人民才请求我们的红军留下来，保卫他们的新生政权，防止日本人、匪徒及张作霖的部队对他们的侵袭。对此，我们就要担负起我们的神圣职责，不能把他们推向危险的境地。况且目前的人民临时政府仍处在白匪、日本人及张作霖军阀势力的威胁之中。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在威胁着我们的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在谈到今后与中国及张作霖势力的关系时，契切林的口气非常强硬：虽然“我们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有宗主权，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在外蒙古的同一地区、同一时刻有第三国的军队同时存在。”这实际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又肯定了苏联将长期在外蒙古驻军的既成事实。
热那亚会议契切林把欧洲外交的推进目标指向了英国。1921年3月16日，英国政府和苏埃维俄国政府贸易协定签字。贸易协定的签订本身就意味着对苏俄政权的实际承认。这表明，契切林在西欧，又把帝国主义从外交上孤立苏俄的锁链，扯开一个重要的环节。战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经济恢复和家园重建工作，人们的温饱问题、教育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等等，严峻地摆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办公桌上。契切林向苏维埃中央提议：“沙皇俄国时期所欠的债务，是西方经济大国拒绝与我经济交往的借口。如果西方能和我们平等互助的话，我们可以让步，承担沙俄政府债务。”列宁完全赞同契切林的欲擒先纵策略。受苏维埃政府委托，契切林于1921年10月28日照会美、英、法、意、日五国政府，指出：“苏维埃政府把同其他大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作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承认沙俄战前的债务，如果能为保证履行这些义务创造切实可行的条件。”苏维埃政府的这一举动在西欧引起了轰动，使不与苏俄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封锁开始解体。1922年4月，西方几个主要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意大利政府邀请苏维埃俄国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决定利用这一绝好机会，使苏俄进入国际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改善苏俄的国际地位。在苏俄代表团去意大利之前，列宁叮咛代表团团长、苏俄政府外交部长契切林说：要以商人的身份和各国代表广泛接触，绝对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接触，尽量寻找共同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与协约国的英、法、美存在不可弥合的矛盾，因此要争取结交德国，借此缓解英、法、美对苏俄的压力。1922年4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调整欧洲各国经济关系的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古老的圣乔治宫隆重开幕。各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中都把“友谊”、“合作”等美好的字眼奉献给大会。下午5点30分，法克塔宣布请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苏俄代表团团长契切林发言，一大群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契切林——苏维埃国家自建立以来，外交代表第一次出现在大型国际政治舞台上。契切林接着就和平裁军、补充战争法规，禁止使用野蛮武器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苏维埃俄国的看法。接着，契切林又用十分流畅的英语，复述了一遍自己的发言，大厅里顿时爆满了感叹声和鼓掌声。契切林成了热那亚会议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但是，英、美等国提出要以1个月前伦敦会议确定的“专家备忘录”作为与苏俄会谈的基础。要求苏联修改宪法允许旧贵族回国参政并发还财产，并要求苏联偿还俄国的外债。然后才谈和苏俄恢复关系并发放重建贷款，这一要求为拒绝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把苏俄比作负债累累的穷人，当债主向他讨债时宣布：“我的原则是不还。”契切林从容回答道：“邻人借钱给我，我是应该还钱给他，可是我补充一点，如果这个邻人闯进了我的房子，捣毁了我的家具并把房子都烧掉了，他是不是该先赔偿我的损失。”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契切林与德国代表瓦尔特·拉特瑙进行了秘密接触。在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西方代表团中，德国的地位是特俗的，由于他是战败国，对会议的进程没有丝毫影响，热那亚会议一开始，德国代表团就受到压制和冷遇，德国代表团惶惶不安，生怕协约国和苏俄签订不利于德国的条约。契切林经过考虑后决定发动一次外交突击，4月16日凌晨1点15分，苏联代表团成员越飞打电话给德国外交部东方司司长马尔藏，邀请德国代表团在16日11点在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苏德两国会议，并特意声明，这是星期天，苏联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德国代表团在举行了两个小时的睡衣会议以后决定接受邀请。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德国也急于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以借苏俄来要挟协约国。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下午两国外长就举行了签字仪式，双方决定彼此完全放弃对方的战争费用和赔偿，恢复外交关系和给予最惠国待遇以及军事上的相互合作关系。同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是苏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对苏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重要缺口，为苏俄争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个条约体现了远交近攻的原则，它把德国看做“远敌”，把英、美等国当成“近敌”，在这个前提下分别对待，避免树敌太多，为苏俄创造了比以前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个协议像一个重磅炸弹把西方列强炸的不知所措，开创了三十年代苏德蜜月的最初年代。
打开包围圈1922年热那亚会议，契切林凭着他的外交手腕，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由于全世界经济共同关系，迫使原来最有兴趣同苏俄达成协议的英国政府，在1924年2月2日在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任上正式承认苏联，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意大利、挪威、瑞典、法国、等大多数欧洲国家，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25年夏天起，契切林旧病复发，一个多月卧床不起，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三次出国疗养，并在途中会见了波兰外长、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法国总理保罗·潘勒韦、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土耳其外长等人，带病坚持工作。1928年，他的病情再度恶化，1930年初，他提出了辞职报告并在6月份得到批准。在生命的最后的三年里，他是在钢琴边渡过的。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个人生活
契切林有好多年一直住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的住所里。他很少外出，他只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出席在莫斯科河畔一个糖厂主过去的宅第里为外国新闻记者举行的茶会。在他的住所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经常很快乐地弹这架钢琴。虽然他在国际政治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但是他一共只写了一本书，这是关于莫扎特的一个小薄本，这本书从未问世，因为人们认为它过于伤感了，距离唯物主义太远。契切林自己也说：“俾斯麦说过，我一生热爱两种东西，女人和酒，女人被夺走了，而医生却禁止我饮酒，我只有革命和莫扎特，革命时现实的，莫扎特是对未来的预感，他们是不能被夺走的。”契切林没有个人生活；他无论是对女人还是对男人，都不感兴趣。劳动、弹钢琴、读书—这些是他升华了的酷爱。他通常总是整夜地工作，他经常在每天夜里接见外国大使。他在夜间时常与之进行长谈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德国大使勃罗克多尔夫-兰楚伯爵。如果说契切林在生活中有另一种酷爱的话，这就是对他的病。他像一个真正的疑病患者那样，重视自己的疾病，因此总是有一些医生在他的周围。20年代末，他胖得像一个膨胀的梨似的。糖尿病、弱视力和右腿神经痛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1936年他去世了，去世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去世后也就被人遗忘了。当他的遗体被放进敞开着的棺材，安置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会议厅里时，人们可以从他的脸上和手上看到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身体上所经受的痛苦。在他的遗体前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专使致了悼词，对他作了充分的评价。契切林的同事们都很器重他那巨大的才能，但同他却搞不好关系。他一直同自己的第一个副手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不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契切林喜欢某个人的建议的话，那李维诺夫就一定会予以拒绝。相反，李维诺夫所提出的主张或计划，也一定不会为契切林所接受。至于契切林以亚洲和德国为目标，而李维诺夫却想同西欧和美国发生外交关系就更不必说了。这两个有才能的人在个人关系方面，简直是一点也合不来。血气方刚的、喜欢活动的、举止粗鲁的李维诺夫不能忍受契切林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他把契切林叫做“老处女”。契切林是一位有天才的人。天才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但是对这种特殊的品质却无法下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特殊的品质经常表现在天性的艺术性之中。具有音乐家才能的契切林是一个具有艺术家素质的人，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这种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有天才的人往往有一种失望和古怪的表现，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接受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获得大多数人所得不到的那种高度发展。天才不仅存在于诗人和艺术家身上，而且还存在于军事长官和国家要人身上，大概也还存在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身上。他们具有一种智力上的天赋，而这种智力上的天赋是无法加以测量的，也不能够将其简单地说成是由于教育或经验而造成的。他们能够似乎是偶然地产生一种充满灵感的美或智慧，他们是从秘密的源泉中获得这种充满灵感的美或智慧的，而这种秘密源泉的内容甚至对他们本人来说也仍然是个谜。那些光辉的名字时常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契切林这个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光辉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