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威廉·戈林（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空军元帅）

赫尔曼·威廉·戈林

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空军元帅

赫尔曼·威廉·戈林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G?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死刑，但他在执行死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早年经历

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来自莱茵河流域，是德属西南非洲（如今的纳米比亚）的总督，母亲叫弗兰齐丝卡。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利希特费尔德镇（Lichterfelde）的军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于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11）的队长。最后，他凭借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战争结束后，戈林先后到丹麦和瑞典闯荡。1921年回国，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极为不满，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后，觉得与他的思想完全合拍，遂主动参加纳粹党。当时的戈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精力过人、敢作敢为，希特勒正迫切需要这样的人。1922年戈林投靠希特勒后，希特勒把从失业者中招募来的冲锋队员交给他。戈林按正规部队的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冲锋队指挥官。戈林很快就成为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1923年5月1日，戈林佩戴着勋章参加啤酒店暴动，大腿中枪，被迫流亡瑞典和奥地利。由于受伤不能及时治疗，为减轻痛苦，每天注射吗啡，戈林逐渐对吗啡上了瘾，变得意志消沉，嗜毒如命。

一战后，德国空军解散，戈林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国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卡琳·冯·Kantzow(1888年-1931年)，不久两人便正式结婚。1931年，在妻子去世后不久，戈林便与女演员EmmySonnemann结婚。

家族背景

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Marienbad）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HeinrichErnstGöring），母亲为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FranziskaTiefenbrunn）。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首长，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

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医师（HermannRittervonEpenstein）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KarlErnst）、两位姊姊奥尔佳（Olga）、波拉（Paula）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CarolineMariadeNeree）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

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予后者自己的名字“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地主贵族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算是半个犹太人。

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偷情，这段关系自亚伯特出生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

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已返回德国。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普鲁士柏林的弗列德瑙（Friedenau）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但子嗣众多的他不怎么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严谨。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

一战表现

从陆军到跻身“王牌飞行员”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欧洲各国间爆发了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亦于1914年8月3日开战。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即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

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罗尔萨（BrunoLoerzer）说服戈林自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后者并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戈林当时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迳自以罗尔萨的信天翁式观测机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让戈林转进航空队单位。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FeldfliegerAbteilung25，FFA25），为罗尔萨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1915年春天起，罗尔泽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罗尔泽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

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多架飞机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因为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

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

然而戈林不仅以身为观测员而满足，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到了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了，1915年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沙普士（Sopwith）战斗机也击中了戈林，飞机也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好不容易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捡回了一条命，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了战场约一年之久。

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Jagdstaffel7）、第5战斗机中队（Jagdstaffel10）和第10航空补充营（FliegerErsatzAbteilung10）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着。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法兰德斯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

论及战技与斗志，戈林两方面皆受人认可，成为德军飞行员中最优秀的一位人物，还获得了“铁人赫尔曼”的别名。与容易被忽略的陆海两军相比，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更受到瞩目，成为全德军的明星。他们的照片于德国上市，1917年后，戈林的照片也开始出现于市场。

1917年10月，戈林获颁霍亨索伦皇家佩宝剑骑士勋章以及巴登大公国的卡尔·腓特烈军事骑士十字勋章（Militär-Karl-Friedrich-Verdienstorden）。接着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奖励戈林击落18架敌机的功勋，亲自颁发普通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功绩勋章给戈林。一般来说蓝色马克斯是颁发给至少击落25架飞机的飞行员，但当时戈林被视为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故作为特例，受勋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认。

“里希特霍芬联队”指挥官

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为素有“里希特霍芬联队”之称的第1战斗机联队的队长，此联队第一任队长为外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拥有80架击落敌机的战绩，为协约军敬畏的一位传奇人物，但该人于1918年4月21日阵亡。继任者威廉·莱茵哈特（WilhelmReinhard）也于7月3日在阿多拉秀夫（Adlershof）的第二届“战斗机竞技会”（新型飞机的公开比赛）中试飞D.I战斗机（Zeppelin-LindauD.I）时因机体空中分解而坠落身亡。下一任的队长职务一般被认为将由击落数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恩斯特·乌德特（62架）与埃里希·罗温哈特（ErichLöwenhardt，54架）继任，但出乎众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担任队长。

里希特霍芬联队成员有乌德特、罗温哈特、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LotharvonRichthofen）等诸多王牌，众人起初对戈林担任队长职务并不怎么认同。不过戈林发挥了自身的领导能力，他注重与其他王牌一同合作击落敌机，而非追求个人的累计战绩。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获得了全联队的信赖，有着与第一任队长里希特霍芬相当的人望。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戈林联队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着补给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协约军的力量却逐渐增强。

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卡尔-海因里希·波登绍兹（Karl-HeinrichBodenschatz）在日记中写道：“（局势的）紧张也在戈林中尉的脸上表露无遗，他的容貌转为消瘦和严峻，我们全体人员亦然。”戈林指挥部队要战到最后，然而11月初，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叛变，最终蔓延到全国动乱，是为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到了荷兰。11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共和政府于巴黎的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随后，里希特霍芬联队收到命令，要求联队飞往斯特拉斯堡向当地的法军投降，但戈林与队员商讨后决定无视该命令，反飞向达姆施塔特。然而由于天气恶劣，联队部份成员被迫于曼海姆降落，被当地的工农委员会士兵夺取了武器，联队队员只得乘卡车去向戈林报告。戈林愤怒地率领联队其余飞机一同对工农士兵攻击，还迫使其写下道歉文。之后，里希特霍芬联队飞到达姆施塔特时，故意将飞机着陆失败，把各机摔成一堆废铁，作为对协约军的最后的反抗行动。战争结束，戈林的战斗机生涯共击坠了22架敌机。

在里希特霍芬联队解散的典礼上，戈林说道：“现在的德国只剩下蒙尘的名声、被人遗忘的记录、受人嘲笑的军官，但自由、正义以及公理的力量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同企图奴役我们的势力作斗争，最终也将获得胜利。里希特霍芬联队则将会发挥它们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所具备的资质与荣耀。

我们的时代将再度来临，诸位，干杯吧！为了祖国！为了里希特霍芬联队！”随后戈林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并把玻璃杯击碎，其他队员也跟着照作，并一起悲伤地痛哭。戈林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他的队友们，1943年时，其中一个前犹太队员被盖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随即施压将该人救出、置于个人保护下。此外，战后他也去找了乌德特和波登绍兹，将他们升至将官，成为第三帝国空军的干部。

政治生涯

啤酒馆政变

1921年夏，戈林回到了德国，并于1922年至1923年期间就读慕尼黑大学，专攻经济学和历史学。在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教授影响后，戈林倒向了纳粹主义。1922年11月，戈林在慕尼黑国王广场的一次政治集会中与后来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见了面，希特勒对初次见面的戈林热情地发表政治观：“必须撕毁《凡尔赛条约》”、“战争失败是因为受到犹太人和共产党在背后捅一刀的结果”……等等，戈林深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后者也将这位曾获功绩勋章的空中战士视作可以利用的人才。1922年12月，戈林加入了纳粹党（此时他的党编号不详，在1928年时则为23号）。

1923年3月1日，尽管戈林加入纳粹党还不满一年，他被任命为冲锋队总指挥（ObersteSA-Führer）。戈林在短时间内为冲锋队量身打造了军事化训练课程，大大改善这支团体的素质，遽闻当冲锋队在路上行军时已有路人会向其鼓掌送行。希特勒对戈林颇为赞赏，他说道：“我交给他的是一群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把他们打造成一支为数11,000人的师。”不过，戈林对于纳粹党本身的活动并不怎么在乎，他崇拜的是希特勒个人，同时戈林明显表现出轻视其他党内“同志”的态度，如鲁道夫·赫斯（后来的德国副元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种族理论者）等人。

1923年8月末，戈林之母芙兰西丝卡于慕尼黑逝世，后同父亲亨利葬于维斯特夫烈德霍夫墓园。1923年9月26日，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vonKahr）成为了巴伐利亚邦总理。卡尔不听从柏林中央的命令，还企图将巴伐利亚邦独立，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机会，他可以仿效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地方推翻中央的模式，让巴伐利亚的领袖们（主要由“三巨头”——邦总理卡尔、邦国防军司令奥图·冯·罗索（OttovonLossow）、邦警察总长汉斯·冯·塞色尔（HansRittervonSeisser））与他合作，推翻柏林中央政府，因此对巴伐利亚政府加以煽动。然而柏林已严正警告，巴伐利亚若继续反叛将会受到军事镇压。

因此，卡尔和他的政军领袖同志畏惧收手了。希特勒因此决定以武力强迫卡尔与巴伐利亚政府站在他这边，策划了政变行动。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带着戈林与其率领的冲锋队闯入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当时卡尔正在那里发表施政演说。

希特勒以手枪胁迫三巨头同他到酒馆的一处房间谈判，整个大厅则由全副武装的冲锋队所占领，群众开始鼓噪，戈林便大声说道：“没有什么要害怕的，我们没有恶意。喝你们的啤酒吧！”然而，房内的三巨头即使被手枪威胁也不愿与希特勒合作，后者见状便迳自宣布新政府已经成立，对群众谎称总理等人已同意合作，众人立即的反应是喝彩和欢呼，这稍微打动了仍被限制行动的三巨头。

希特勒认为情势已在掌控之下，便将现场交给与纳粹党合作的前一战陆军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自己则驾车去处理其他琐事。罗索利用希特勒不在的机会，骗鲁登道夫说要去处理一些军务而离开，卡尔和塞色尔也跟着逃离了现场，不久，卡尔宣布希特勒的“合作”之说纯属假话，并下令将其逮捕。

当希特勒返回酒馆后发现巴伐利亚政府的要人已逃走，情势已经转坏，于是他与鲁登道夫商讨，决定利用后者在一战中的著名声望，领导纳粹党与其支持者向市中心进发，德国警察与军队应不敢对鲁登道夫开枪，甚至还可能加入他们。

希特勒、鲁登道夫、冲锋队队长戈林与约3000名的队员开始向市中心的音乐厅广场前进，途中曾遭遇到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后者把守着一座桥梁不让希特勒等人通过，而戈林即前去威胁警察队长，若他对冲锋队开枪，他就要将押在队伍后端的人质枪毙，警察队长即不再阻拦他们。可是当希特勒等人来到了音乐广场附近的“统帅堂”凉廊时，又有一支警队出现。这次鲁登道夫的名声不再有效，爆发了枪战。

戈林在枪战中枪倒地，其中一颗子弹还贯穿了他的鼠蹊部，离动脉仅有几毫米的距离。冲锋队队员将他抬上车逃离现场，之后戈林受到一位犹太家具商之妻——伊里丝·巴林（IlseBallin）的保护。由于巴林曾为护士，她也给戈林的伤势做了应急处理，并将他送到有亲纳粹医生的医院，戈林之妻卡琳得到消息后也前去该地。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戈林一家先是躲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的卡琳朋友家中，后再逃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

纳粹党掌权后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给戈林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2月6日，普鲁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为该邦的内政部长，在这职务上，戈林先是解除许多共和派官员的职务，以纳粹党人取代，还组织由冲锋队、党卫队（最初为希特勒个人的安全卫队，在这时也充任保护纳粹高级官员的护卫）与“钢盔团”（亲纳粹的右翼政治团体）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将普鲁士邦的警察组织纳粹化。

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鲁道夫·迪耶斯（RudolfDiels）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后来全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迪耶斯当时虽不是纳粹党员，但因为做事精明干练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1933年2月24日，戈林命令警察少校瓦尔特·威克（WaltherWecke）筛选政治上忠于自己的400名警员，创立了“威克特别警察营”（Polizeiabteilungz.b.V.We

cke），接着在克罗伊茨贝格近郊区设置了该营的基地，以盖世太保的逮捕部队身份活跃着。威克警察营不久后又被扩编为“戈林将军邦警察团”（LandespolizeigruppeGeneralGöring）、“戈林将集团军”（RegimentGeneralGöring），在戈林成为德国空军司令后，该单位亦转至空军。

1933年2月27日，德国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迪耶斯迅速反应，断定为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MarinusvanderLubbe）所为，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现今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相依旧成谜，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党人策划了这场火灾，其中又因为戈林的国会议长官邸与该大厦有地道连结，嫌疑很重。这种流言也传进了戈林耳中，他反驳道：“对共党份子本来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哪需要什么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纵火，我会烧比较不重要的建筑”，还曾幽默地说：“如果我要烧国会大厦，那我也不会说这是共产党干的，而会用完全不同的理由。

因为国会大厦的会场实在是很丑，那里可是涂满了灰泥的墙壁。”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提出证词，指称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会上兴奋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戈林并没有承认此证言。1933年9月，卢贝等五名共产党人于莱比锡的法院以纵火犯之名被起诉，戈林以检察官人证的身份出庭，但无法提出决定性的证据，特别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审理过程中，还因为该人巧妙的有力反击，还一度令戈林失态地大声咆啸，最终除了卢贝以外的四名共产党人都宣判无罪。

空军总司令

1936年4月，德国空军高层视察第134战斗机联队“霍斯特·威塞尔”的飞机，左起为航空部次长艾尔哈德·米尔希、戈林、希特勒、冲锋队参谋长维克多·卢策。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内阁组成的同时，戈林被任命为国家空运专员（ReichskommissarfürdenLuftverkehr）；三日后，该职位改名为“国家航空专员”（ReichskommissarfürdieLuftfahrt）；接着在5月5日，国家航空专员事务处升格为“国家航空部”，戈林即变成国家航空部长，此职位即是为日后德国重建空军时所预留的。

戈林任命在社交活动上结识的米尔希为航空次长，两人即开始筹划规避《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空军的限制。另外，戈林还注重挖掘人才。他从陆军中选拔了诸如阿尔贝特·凯塞林、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和瓦尔特·韦佛等精英，也透过招募民间飞行员来培养新血，这些军官成为日后德国空军的骨干。戈林也邀请了一战时期的老战友乌德特加入德国空军，并请罗尔萨担任“德意志航空运动俱乐部”（DeutscherLuftsportverband）会长，负责训练未来空军的飞行员。

1935年，希特勒宣布废除德国将重整军备，德国将重建空军，戈林即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空军司令。他在5月时晋升为航空兵上将，1936年4月晋升至大将，最后于1938年2月晋升为元帅。不过就实务面上，戈林并无投入多少力气在建设德国空军的工作上，也极少出现在空军司令部办公室里。

戈林的工作多由空军参谋长韦佛替他完成，据后者所言，戈林对空军发展最大的作用乃是争取预算，每当经济部长沙赫特提出预算争议时，韦佛直接将文件转交给戈林，后者随即去找希特勒，最终往往获得更多的预算。戈林曾说道：“元首对于我们（在预算要求上）如此的节制感到意外，他以为我会要的更多，总之记住一件事：钱不是问题。”据资料指出，在1933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间，德国共花费640亿马克在军备上，其中有40%是用在空军，占了极高的比例。戈林也对空军得以成为独立的军种有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戈林在空军成立初期深受部属与参谋部军官爱戴。

1936年6月6日，首任空军参谋长韦佛因飞行事故身亡，戈林随后任命凯塞林继任此职。凯塞林任职后不久即与米尔希发生冲突。米尔希为平民出身，一战时曾为飞行员，战后成了民航人员，工作能力极强、揽权欲也很高。他对于掌控了航空部和空军司令职务的戈林感到嫉妒，遂将野心转到了空军参谋长一职，处处刁难凯塞林，而该人也对米尔希报以歧视，认为他只是身着空军制服的平民。

就此状况，戈林乐于见之且加以煽动，使两方无法威胁自己的地位。凯塞林的继任对德国空军的建设有一点影响很大，他废除了韦佛先前极力推广的“战略空军”构想，将其下令研制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乌拉山轰炸机计划废除，认为资源不足的德国无力负担。当时米尔希与凯塞林的想法一致，而空军轰炸机总监库尔特·弗克比尔与空军参谋部作战处长保罗·戴克曼为了保全重轰炸机，要求由戈林来定夺。

米尔希对戈林说道：“你有两种选择，是要生产1000架四发轰炸机，还是数千架的双发轰炸机？”戈林并未想的特别多，他说道：“元首只会问我轰炸机共有几架，而不会问是哪种。”就这样，戈林否决了戴克曼的想法，任凭米尔希把两种已准备进行测试的乌拉山轰炸机原型机变成废铁，德国也在二战全期再无发展出真正的战略轰炸机。

凯塞林任职不满一年，因厌倦了整天在和米尔希作政治斗争，自行辞去了参谋长职务。戈林一度考虑请陆军的弗朗茨·哈尔德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继任该职（这两人后来分别成为陆军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在二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两人皆不愿与米尔希一起共事。戈林因而任命施通普夫继任，但后者表示只愿意“暂时”接受。

1939年2月，戈林任命了年仅40岁的汉斯·耶匈尼克为空军参谋长，前者认为年龄较长、经验与实务丰富的空军将领们不易与自己妥协，因而安排了年轻、能力强、听话的参谋长，但耶匈尼克因其资历浅而经常被高级将领所轻视，在诸多决定上必须让步，且戈林经常将四周的空军友人（罗尔萨、波登绍兹、飞行训练学校教官阿尔弗雷德·凯勒等人）视作顾问团，令耶匈尼克工作格外地困难，加上该人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与观点几乎不以自己空军参谋长的专业眼光审视，亦为日后德国空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戈林另一项重大人事任命是把乌德特拉拢过来制衡米尔希，于1936年初任命其为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总监，4个月后又让他担任了“空军技术处”处长，负责新型飞机的开发与采购。这道任命很大程度上是不适任的。乌德特的教育背景、资质与性格不具有担任如此高阶职务的能力，却要直接负责手下超过26个部门，不仅使原先尚属效率颇高的德国空军流于官僚化，在诸多机种的生产和研发工作上也出现重大疏失。

总体来说，戈林对于德国空军初期的快速发展可说是有益的，但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戈林的精神框架仍局限于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他在补给、后勤、战略、飞机性能、技术与工程等诸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空军的全部核心因素）几乎可说是无知的，但他又因为与希特勒密切的政治关系而不会被撤换，致使德国空军在进入战争的考验时暴露出一连串领导层的缺失，这方面戈林有很大的责任。

二战期间

二战爆发后，戈林极力推动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加之此后在苏德战争中和反轰炸中德国空军的失败，戈林在纳粹领导层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烂的个人生活习惯，甚至吸食毒品成瘾，使得他在德国高层中不受欢迎。

由于戈林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作战期间成功的领导了德国空军，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跟仅仅佩带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的希特勒相反，戈林对于勋章有着超常的嗜好。

二战中期建立了纳粹德国秘密空军，为纳粹德国地面部队获得了强大的火力支援。

此外，戈林也是德国陆军中赫尔曼·戈林师团的支持者，这个师团多次在前线作战，胜负参半。

参考资料

1.赫尔曼·威廉·戈林·名人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