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取义（吴飞创作的书籍）

浮生取义

吴飞创作的书籍

《浮生取义》是吴飞创作的社会学理论性著作，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吴飞，河北肃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著作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麦芒上的圣言》、《自杀与美好生活》等。

原文摘录

涂尔干在此书中把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把自杀分成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并在结论中指出，社会整合的缺乏导致了利己型自杀，过度的社会整合导致了利他型自杀，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失范型自杀。有趣的是，虽然涂尔干把自杀当成一个社会现象，但在他看来，自杀恰恰发生在不那么“社会”的时候，也就是社会性表现得不那么恰到好处的时候，无论是缺乏、过度，还是社会危机。涂尔干在此假定有一个最恰当的社会状态，自杀就是在偏离这种中庸状态时发生的。可以说，此后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大多遵循了这一基本思路。他和法博罗（Norman Farberow）共同指出，自杀者常常会犯一种逻辑错误。人们若是这么想：“谁若自杀了，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主)去自杀，那么，我(宾)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主)要自杀。”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没有错，错的在于，此人忘记了，那个要自杀的“我”是主我，而被注意的“我”是宾我。这个人假定自己在死后，还能作为主我存在，可以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忘记了，他自杀以后，主我已经不存在了。

——引自第1页

约翰·洛克（John Locke）更加系统地表达了现代国家禁止自杀的理由：由于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若被允许侵犯这一神圣物，那么别人和国家就也有可能侵犯它，那就违背了生命神圣不可侵犯这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此，禁止人有自杀的自由，正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自由。这个自由是如此神圣，以至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都绝对不能侵犯在现代文明体系中，对人的神圣性的保护不再以宗教禁忌的形式出现，而是先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后又表现为心理健康的形式。人性的神圣不可侵犯，表现为身心健康的神圣不可侵犯。对这一神圣性的侵犯，就是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精神医学家所说的心智不健全、抑郁症、色洛托宁过少、逻辑谬误、情痛。简言之，自杀，就是对神圣的求生法则的侵犯，因而是有罪的或病态的。康德认为，虽然按照纯粹理性无法推出宗教的合理性，但人的固有缺陷使人们必须依靠宗教的指引。在此意义上，人们必须依靠某种外在的力量（社会契约、启示，或宗教）来克服自然中的固有缺陷，以实现自然中的神圣性。那么，自杀又可以理解为，冲破了外在的限制，使人的自然缺陷重新抬头。在他看来，人性不仅包括生物性的个体本能，而且，社会因素的内在化形成了第二重本能。正是这种社会性，构成了人性中神圣的部分。于是，每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体的人性中都既有一个神圣的社会性，也有一个世俗的个体性。而自杀就发生在这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涂尔干在此所指的，当然首先是那些利他型自杀。这些倾向于利他型自杀的人情感丰富、生性忧郁，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他们把这些价值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这些价值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自杀。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从而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完全没有自杀的社会还要危险。

——引自第1页

丛书信息

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共29册)，这套丛书还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危机与重构》,《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明清社会和礼仪等。

参考资料

1.浮生取义·豆瓣读书